朱元璋杀了很多功臣,为什么深受百姓爱戴

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只虐富人和读书人，对贫民却好得不能再好。此说十分荒谬，虐完富人和读书人，虐平民只会更方便，而且从政治伦理上来说，贫民富民都是民，鼓励虐富民的同时也就给虐贫民提供了理由。

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份子，从出生之时你就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如果没有你的父辈祖辈的存活，就不可能有你，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废话，但事实是在明朝初年，有很多人不是在战乱中死亡，而是在移民运动中丧生，很幸运你的祖辈父辈存活了下来。

强制移民制造大流亡

朱元璋登基后，面对的是因连年战争造成的百姓逃亡、人口流失且全国人口分布不均的天下。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为例，老朱回家视察后痛心疾首的说道：“吾昨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恢复国家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老朱利用行政力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政府强制驱动下，一场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迁徙人数达一千多万的移民运动开始了。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虽然朱元璋对这些移民名义上进行了政策照顾，但是移民运动背后隐藏的却是无尽的心酸和无奈。

山西洪洞大槐树

明初暴力移民的血泪见证

凤阳作为天子诞生地并没有获得额外恕免，“南人北调”使得这个本就贫困的地域愈加潦倒。为了斩草除根，老朱将老对手方国珍和张士诚的支持者及旧部由江南富庶之地迁徙到凤阳去，再加以严格管控。但是由于分到的土地较少，凤阳又是“十年九荒”，这些原本富庶之地的百姓很快就变的贫穷起来。

怀着对明政府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仇恨，他们开始了乞讨流亡，后来这支流亡大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且其他地方也出现许多不满者，于是全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逃亡现象。

在凤阳，“里有十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千顷而荒有十九，耕者一二。”放眼全国，“四方民穷财竭，逃亡过半，较籍所载十去四五。”尤其是在老朱死后，严密的人口管控制度破产，高压之后出现反弹，到景泰年间，仅南直隶六府流民就多达一百多万户，362万余口，“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的情况也是常态。

清人赵翼在《陔余从考》中说:“《蚓庵琐语》云‘明太祖时,徙浙、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由禁，是以托丐潜回，省墓探亲，遂习以成俗’，理或然也。”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在这些凤阳流民所唱的花鼓戏中，如今依旧能切身感受到人们对于移民政策乃至朱元璋的态度，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颗螺帽，个人的喜好、理想、生存、安稳都不可以有，都是国家的，这一点在明朝显现的尤为明显。

凤阳花鼓

朱元璋老乡讨饭必备

种啥作物我说了算

除了控制百姓外，朱元璋还喜欢以个人喜好来治理天下，哪怕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依旧要标榜自己是圣君，开始对农业指手画脚，以让天下臣民感到幸福为己任，虽然这不过是他的自我意淫。

洪武初年，为了解决百姓生存问题，他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对于百姓而言，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环境所种植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但朱元璋偏偏要用整齐划一来体现出皇权威严。

但凡有人敢不遵从，那就进行相应的处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别出心裁，又下令百姓开始种植桑、枣，并且强制规定“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

命令下达后，一定要百分百执行，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那都是违抗圣意，需要受到残酷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金齿充军”。

百姓如此整齐划一，并且在短期内，国家的桑棉麻产量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可能在朱元璋看来自己对百姓已经足够好了。但是在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百姓的血和泪，尤其是那些不适宜种植规定农作物的地方，依旧需要按时交纳相应的赋税，基层民众的生活愈加苦不堪言。

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份子，按时缴纳赋税是你应有的自觉。那么缴纳赋税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和田地，所以朱元璋花了大量时间来建立的黄册制度，不仅能够管控百姓，对于赋税徭役的收取也有重要意义。

虚构的轻徭薄赋

首先来看看你需要交的赋税，第一就是田赋。田赋分为夏税和秋粮两项，具体又有米、麦、钱钞、绢四种。夏税征收截止为八月份，秋粮征收截止为第二年二月。要是逾期半个月以上，则欠缴人、里长、税官等都要各杖责一百。如果逾期一年以上，则欠缴人、里长除了要杖责一百外，还要被发配他地，而税官甚至要被处以绞刑。在这些严刑酷法下，你是一分钱都逃不掉的。

明代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为国家所有，而民田就是百姓私有的，对于不同的田，收的税也是不一样的，《明史》记载：“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如果你是生活在苏、松、嘉、湖或者浙西等地，那么恭喜你，你承担的税赋要比其他地方高很多。前者是因为曾经拥护过张士诚，而后者则是由于有官员认为浙西富裕，所以需要多征赋税。

当时的江南作为重赋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有“财赋渊薮”之称，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苏、松、常、镇、嘉、湖六府土地占全国4%，而田赋贡献高达22%，在朱元璋看来，可不能放过这狠敲一笔的机会。

自古以来，税赋的收取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赋税制度虽然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还是要符合实际的，不能不给百姓活路。

以汉朝来说，汉初税率实行什五税一，景帝时降到三十税一，意思就是交亩产的十五或三十分之一的税，根据相关学者考证，汉代以240步为一亩，约合现在的0.69亩，亩产大概在三石左右，换算成粟的话约117.3斤。全部换算成现代的计量单位，每亩产量约170斤，按照“什五税一”的税法，交税大概11.3斤。

唐朝初年，实行租庸调制，规定每位丁男和中男授永业田（私人所有）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加起来就是一百亩，根据当时的亩产推算，中等旱土的亩产在一石左右,上等旱土能达到2石或2石以上，而水稻的亩产则有可能达到3石左右，每丁每年只需缴纳租粟二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就田赋而言，这已经很幸福了。

至于宋代，税制杂乱，不易统计，而且对于宋代赋税的轻重，学界存在争论，我们姑且采用孔泾源《关于宋代的田赋税率和农民负担问题》中的结论，宋代田赋税率最高仅7.6%，最低也不足5%，就此而言，宋代的田赋税率并不是很高。

至于清朝初期，则规定“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元代“取民最轻”，并非大家想象中残酷的剥削压迫百姓。

那么明代又如何呢？林金树先生在《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这篇文章中做了个统计，他将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苏松两地的土地、税粮和亩税同全国其他地方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苏松二府的亩税是全国均重的七倍。

关于江南地区赋税繁重问题，前人就说过：“国家赋役之重莫逾江南，在江南诸郡又莫苏、松若也。”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为此特意写了一篇《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文章。但如果你认为只有江南地区赋重，那就是太低估朱元璋了，洪武年间，在江西、陕西等地也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重赋现象。其他地方虽然纸面上的赋税不算重，但是朱元璋排斥货币经济，设计的极其愚蠢的实物地租造成了运输和调度上的巨大浪费，老百姓的负担一点不轻。

朱元璋尤其憎恨江南人民

至于徭役，明代有里甲役、均徭和杂泛三种，科目繁多，徭役繁重。以解运白粮为例，时人就说：“国初有囤户以征收，有运夫以转输，一乡之中遍役数十人，以为累也。”而且徭役在明朝中后期更加繁重，要是有人想外出躲避徭役，那面临的惩罚就是杖责一百，然后遣送回原籍，继续服役。

总之，作为大明朝的百姓之一，皇帝并没有因为是底层打拼起来的而对你们感同身受，反倒是对尔等贱民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

你可能会心存侥幸的说我如果是地主，家里有钱有地，赋税徭役再重都没关系，那么我只能说你太低估了朱元璋的无耻程度。在朱元璋眼中，能说上话的只有权力，金钱没有话语权，他曾经将江浙地区的大量富豪地主举家强行迁徙去凤阳、南京等地，至于田产啥的就算孝敬给天子了。

沈万三的悲剧在明朝一再重演

当然建立不起什么“资本主义萌芽”

总之在朱元璋的算计下，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地、人口、以及赋税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大明王朝国库私库越来越富有，就是不知道百姓有何感想了

朱元璋并不受老百姓爱戴啊。朱元璋统治时期，一共发生了20起超过一千人规模的农民起义。

或者说，你从哪儿看出朱元璋受老百姓爱戴？

根据《中国农民起义史话》披露，朱元璋是有史以来农民起义爆发最多的开国帝王。

明太祖洪武三年就爆发了福建陈同起义，洪武十一年又发生了湘西吴勉起义，洪武十四年发生广东铲平王起义，洪武十六年江西顺天王起义……一直到洪武三十一年爆发古州林宽起义。

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朝差不多每隔两三年就会爆发规模超过千人的农民起义。

你觉得这样一个皇帝是受老百姓爱戴的样子吗？

朱元璋是历史上出身最低的皇帝，但是同时也是对底层民众最残酷的皇帝。

《大诰续编》里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福建沙田县13个农民聚在一起商量：“我等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恐要获罪，不如切掉几根手指，变成残废，就没罪了。”

结果，经人告发，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成年男丁族诛，妇女、小孩一律流放到不毛之地。

是的，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就是想做“家里蹲”，想做“宅男”都不行，因为这在朱元璋看来是“可耻”的，是要被杀头和流放的。

朱元璋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要是有“逸夫”，不仅本人要被处死，亲戚四邻都要发配边疆。可别以为这是闹着玩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性处理了苏州、松江两地2871名“逸民”，而镇江坊甲邻里因未主动捉拿“奸民”，全部被发配去砌城墙，身死家破者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