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与国有功,自太原起兵始至唐基业已成,其鞍前马后、屡立功勋,然太宗为继承大统而所做之事却尽显“凶残”,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皆为事实,但其自继承国祚起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虚心纳谏、爱民如子,创造了“贞观之治”的时代,赢得了广大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可以说唐太宗是一个“双面人”,如果要评价这位千古一帝,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要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逆取顺守”!
因为太子李建成争夺权位失败,所以在正史的史料中对他的评价非常不利。在《新唐书》中李建成是一个“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的浪荡公子形象,而评价李世民则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虽然这话出自一个神秘的相士之口,可却记载在太宗本纪当中,这是史官在借用相士之言在夸人呢。
当然李世民能够在玄武门之变胜出,必然是要强过李建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李建成也没有那么不堪,在唐代留存的一些笔记中,也有人说他的好话,大多是说他心胸宽广、为人仁厚之类的,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要去揣测了,太细致的问题还是留给史学家吧,咱还是言归正传吧!
逆取:玄武门之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过如下的话: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简单地解释一下“臣光曰”的这段话:
历来按照礼制的规定,都是“嫡长子继承制”,而唐朝之所以能够开创基业,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唐书》中也确实记载了李世民在李渊太原起兵之时所做的事情,此为实情,但是也不能完全忽略李渊以及李建成等人的功绩),而隐太子李建成资质平庸低劣完全在李世民之下,可是位置却在李世民之上,这就让两兄弟不能相容,进而引发动乱。
如果高祖李渊能够像周文王一样,太子建成如果有泰伯(周文王之大伯,当年文王之祖父传位给文王之父季历之时,泰伯选择了主动退让,后来成为了周朝吴国的始祖)之贤能,而太宗要有子臧(春秋时曹国贵族,同样有让国之贤)的节操,哪里还会发生同室操戈的事情呢?可是太宗等不到太子建成的让位,就只能等待他的发难了,也就有了后来的事情。这样来说的话,太宗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下属们却向他施加压力,继而就导致了宫廷流血事件,对自己的兄弟刀兵相见,而从此被后世讥讽,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一般来说,开创基业的帝王所做之事会受到后世子孙的效仿,那么在中宗、玄宗、肃宗、代宗关于继位所发生的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从太宗这里借鉴而来呢?
司马光所言非常到位,他也认为太宗杀兄屠弟这种同室操戈之事不妥,同时也说了太宗这事是受到了部下们的逼迫,其实是吗?恐怕是话里有话啊,也许太宗真的是只想夺权而没想杀人,但是事已至此,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作为封建帝王,李世民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封建体制下皇权的获得是无法靠和谐的方式来解决的,同时面对更高层次的诱惑,这表现出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不是想做叛逆,而是权力的诱惑真的已经高于自己的道德底线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玄武门之变绝对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李世民有预谋的一次政治夺权。
李世民是武将出身,在唐朝开创基业之际,他是统帅之一,所以在战争中他不断地为自己招揽人才,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而其目的性非常明显,当唐朝建立后,由于全国各地都需要大量的人才,秦王府的很多旧人都被调遣到他地做官,这就让李世民很不安,《旧唐书》中曾记载:“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很显然,李世民害怕将来遇到事情之后人手不够用。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做了精心的准备,因为这不是一场遭遇战,而是一场埋伏战,首先,负责守卫玄武门的将军常何已经早被其收买;其次、尉迟敬德所率八百勇士皆为精锐之师;最后、李建成根本毫无防备,这是事先侦查清楚的,而太宗率领长孙无忌等人早已埋伏好了,就等着打他个措手不及。
李渊作为父亲不想看到儿子们骨肉相残,由于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所限,他一方面维护太子的地位,同时又不想过度打压二儿子李世民,毕竟李世民确实与国有大功,不想让他太伤心,他把李世民的过界行为的过错都推给了儿子的部下,其实李渊是个好父亲,他溺爱自己的孩子们,可就是因为他迟迟犹豫不决不能早做决断,才导致了儿子们之间的骨肉相残,以至于被后人讥讽,这不光是唐太宗的一大污点,同时也是李渊的一大过错啊。
顺守:贞观之治
李世民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若不是他的大志向恐怕李渊也不会起兵,更不会有大唐王朝,李家同隋朝的杨家是亲戚,还是很近的关系,李渊的母亲是隋炀帝杨广的亲大姨,他们是姨表亲,而李世民按照辈分是应该叫杨广表叔的。
杨广得位本就不正,他也是害了自己的兄长杨勇,百般用计才当了皇帝,这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十年而已,就又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虽说为了得到权力是可以百无禁忌的,但是这事再度上演也会让天下人诟病的,尤其是李世民确实也是一个心中装有天下且饱读圣贤书的好皇帝,所以他继位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基于此点原因,李世民必然会用在国家施政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来证明自己,除了彰显政德之外也是给自己从新树立一个好的形象,而这些因素都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必要原因之一。
为了表现出他同表叔杨广的区别,李世民对待百姓非常仁慈,杨广是暴政,而李世民施行仁政,他爱民保民,他的国库从来都不是越满越好,而是留有应急即可,大部分的钱财和粮食都用于国家基础建设和赈济百姓,他宽徭薄赋,以人为本的宽柔国家政策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将来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对待臣子的态度也是亲贤人、远小人,他广言纳谏,择天下人才入其朝,如魏征之前为太子党旧人,在太宗朝却颇受重用,这无不体现出他的用人观是唯才是用,但是并非滥用,在这才字之前还有一个德字,没有德行的人在太宗朝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唐初百废俱兴,太宗戒奢从简,不搞大兴土木之事,从他个人做起力行节俭,清廉自守,着实是一位杰出的帝王。
正因为李世民做皇帝后的种种作为,才创造出了“贞观之治”,其国力逐渐恢复,李世民成为了人人敬重的“天可汗”,为将来大唐走向世界之巅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是非功过:
有观点认为,李世民做皇帝后之所以励精图治完全是因为自己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心虚之举,当然,我们不排除他个人的心理想法,因为从其继位后命史官加快修《隋书》的举动来看,他要求尽快将杨广时期的暴政逆行盖棺定论,就是为了同自己形成对比,因为他在继位一事同杨广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我们要正确客观的看待历史人物,李世民他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兄弟,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好皇帝啊,也许李建成也能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机会给了李世民,而李世民就真的抓住了。
如果单纯的就某一事件来评判历史人物,这一定是片面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李世民他堪称千古一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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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自身的瑕疵是无法掩盖其本身散发的光芒的,李世民杀兄弟,逼父亲退位确实是个人无法掩盖的缺点可是这些缺点对于他的心腹重臣而言都是不重要的,当初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将这些事情做成他们都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责任便是将天下的百姓治理好,对于百姓而言谁当皇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皇帝只要能够让自己过得很好他就是值得认可与尊重的,李世民很显然在治理天下这方面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他自然也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支持,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角色的成功必然要放弃对其他角色的经营,每个人都有自己得不足与缺陷大家不可以过好的去要求他人做到十全十美,因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李世民显然便是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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