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朱元璋这个人的

在满清时期，朱元璋的形象是被丑化的。到民国才开始了以现代观念与史料考证为基础的史学研究。中国成立后，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代表，成了史学研究的重点，但学界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他的阶级成分：是农民还是地主，什么时候开始蜕变的等等。改革开放后，朱元璋研究马上遇冷，明史界把重点转移到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专门史研究。不过，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朱元璋作为开拓性的帝王魅力人物，受到了民间通俗讲史界前所未有的热捧。比如他的野心抱负、社会掌控等个人成功方面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评估。

残暴政治家

首先，残酷的政治家。朱元璋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还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书中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朱元璋以猛治国，凶猛的猛，即用严厉的法律治国，搞特务网、诛杀功臣、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等等，这个内容我们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讲述。

其次，恐惧症患者。朱元璋自从做了皇帝，就得上了一种病，称作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这可以说一种心理疾病。学者张宏杰就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叫作《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为什么会得上这个病呢？因为朱元璋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早年的白手起家，靠的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因为父母早亡，三个哥哥、几个堂兄弟也先后死去，父系这一辈就剩下了亲侄子朱文正一个人。后来朱文正也被杀，而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朱元璋就更孤单了。当时基业还没稳定，他孤零零一个人在上边，周围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他感觉周围都是敌人，都要害他。

早年生活贫穷艰苦，中年的军队生活更是时刻在紧张之中，尽管抓住了权力，但是他40岁之后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防备假想敌上。此时，他对人对事极度不安，心思总是集中在怎样保持那份大家当上，结果就是平时喜怒无常，性格变得残酷。为了寻求刺激，会因为一句话、一个字打人杀人，用许多很奇怪的刑法折磨人。朱元璋害的是一种虐待狂的病症，用别人的痛苦来减轻自己的恐惧。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朱元璋对皇位能不能保住，能不能延续，一直心存焦虑。甚至在遗嘱中他都说，自己在位这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意思是说自己心里总是忧虑国家百姓的安危，每天勤勤恳恳，不敢懈怠。这八个字既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是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也说出了朱元璋自己是如何为了保持这份大家当而付出全部的精力。

最后一个词，终身学习者。朱元璋没怎么上过学，但善于学习，一辈子都没停止学习，用今天的词就是坚持终身学习。朱元璋无论是在流浪生活中，还是在军营里、在作战时或者后方，都随处学习，注意采纳别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幕僚专家的意见。朱元璋从军之后，喜欢接近儒生文人，身上也沾上了书卷气，而且喜欢谈古论今。朱元璋叫人把古人做事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写在皇宫大殿的墙上，方便自己随时浏览学习。他还让身边知识分子轮流而给自己讲课，开展学术讨论，有时还一起赛诗。后来朱元璋能够写作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作的很多诗词辞赋也有模有样。朱元璋把汉高祖刘邦当作学习榜样，随时随地自比汉高祖，处处模仿汉高祖。

朱元璋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善于学习，所以对事情局势都看得远，遇到大事，当机立断，他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从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在各种势力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天下。从建立初期南京政权开始到71岁去世，常常是早起晚睡，每天处理政务之后就是读书，有时政务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把当天的书读完。整个明朝最善于学习的，肯定是朱元璋了。

作为一代帝王，加上又是一个这样有特点的人，朱元璋从活着到死后，不断被谈论和研究。明朝中后期出现大量野史，大肆渲染朱元璋的专制、杀人、文字狱等负面形象。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当然，盗贼是他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但是他认为明太祖兼有封建时代的圣贤与农民之性，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复杂和多面。

近代以来，因为反清需要，革命者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号，而这正是朱元璋当年反抗元朝统治而提出的口号。自然对明史的研究，对朱元璋的研究受到关注。后来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不满，出现了利用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的著作。

1949年以后，历史研究中出现所谓“五朵金花”， 其中就有对农民起义的研究。这里的“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农民战争问题，主要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可以说当时的研究一边倒地论述农民起义作为革命的合理性，将农民起义的领袖视为英雄，自然对朱元璋评价很高。但是做了皇帝的朱元璋，采取的独裁专制措施，又不得不批判，于是就说他的性质发生蜕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蜕化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开始压迫人民。

这个时期的研究侧重阶级分析，朱元璋是革命英雄加专制独裁者两种评价杂糅在一起。而当前对于朱元璋的研究则更偏重朱元璋的历史功绩。比如学者陈梧桐认为，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形成了“洪武之治”，为明朝后来发展和延续近三百年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与同样以农民战争摧毁旧王朝的废墟上重建新统一王朝的汉高祖、汉光武帝和唐高祖三位开国君主相比，在创建本朝典章制度、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等方面，功绩也大大超越了他们。就是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朱元璋的历史功绩和他们也难分高下。

怎么评价朱元璋？简单来说就是：残酷的政治家、恐惧症患者以及终身学习者。

朱元璋以猛治国、大搞特务网、诛杀功臣、迫害知识分子，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从早年起家开始，朱元璋就一直处于孤独当中，得到权力之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防备假想敌上。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朱元璋对皇位能不能延续，一直心存焦虑，朱元璋是位恐惧症患者。朱元璋无论是在流浪生活中，还是在军营里、在作战时或者后方，都随处学习，喜欢接近儒生文人，还把汉高祖刘邦当作学习榜样，称得上是终身学习的典范。朱元璋是个多面而复杂的人物，一直为人们谈论研究。其形象从侧重负面评价，到成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再到地主阶级统治的代表，直到当前研究，相对全面和客观，尤其对其历史功绩，给予肯定，认为与历史上的很多著名君主不相上下。

开挂的人生

朱元璋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从一个放牛娃、流浪儿，最终成为开国君主，实现了从草根到皇帝的逆袭，这个过程绝不是偶然的。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朱元璋能够崛起并能够成功夺得天下，在农民起义的各路英雄中脱颖而出，固然与当时时代大势分不开，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在朱元璋本身。朱元璋能时刻根据不同场景，精准调用多种不同的人格类型，简单说就是根据形势调整战略战术，跟着趋势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我们可以从朱元璋人生的四个阶段，来看看他是如何应时而变的。

第一阶段，农民时期，生活困苦，此时的朱元璋虽然不甘愿受压迫，但是主要是忍耐。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祖籍是江苏沛县，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同乡。后来不断迁徙，到了濠州钟离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朱元璋10岁时，又搬到了一个叫太平乡孤庄的地方，成了放牛娃。

当时的时代形势是，元朝统治的末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又发生蝗灾、瘟疫。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当时家里不仅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埋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二哥、大嫂和侄儿不得不分开，各寻活路。他先是去了家乡附近的皇觉寺。到了皇觉寺，主要就是干活，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有时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

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朱元璋。朱元璋心想，大殿上被人供奉的伽蓝神竟然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那还怎么管殿宇呢？更重要的是，害得自己受骂，结果越想越气，就在伽蓝神背后写了五个字：发配三千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具有不甘于受压迫、但又不得不忍耐的性格。寺庙的生活还算稳定，但是也没能持续。后来因为寺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被打发出去乞讨要饭。

第二阶段，流民到起义军大帅阶段，流浪生活，积累社会经验，洞察人性，注重结交英雄，坚强果断，有勇有谋，体现出了极强的生存适应能力和军事才能。

离开皇觉寺，这时的朱元璋仅仅17岁。 他边走边乞讨，流浪了三年，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段生活不仅让朱元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艰苦的流浪生活养成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同时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正好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所谓明王，他是明教的神。明教来源于唐朝的摩尼教，基本教义是认为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明，一种是暗，光明一到，黑暗就消失了。明教相信光明必然会战胜黑暗，最后人类会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的实现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明王”出世，明王来了就是为解放我们。我们要听从他的号召，用人民的力量来实现理想。很明显，明王出世的宣传是为了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元的统治，朱元璋当然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认为很快就要天下大乱了。1347年，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读书识字，广泛结交敢作敢为的好汉，目的就是为干出一番大事业而准备。

有人说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是怀着做皇帝、打天下、开创王朝的雄心才去的。其实，当时能填饱肚子、活下去就不错了。他去当和尚、去流浪、又回到皇觉寺以及参加红巾军，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吃饱肚子活下去。当时，生存下去，活下去才是他的主要目标。

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第二年，郭子兴在濠州起义，25岁的朱元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入伍后，朱元璋不仅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还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率军攻城略地，队伍纪律严明，郭子兴不断提拔朱元璋。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成了队伍事实上的主帅。

第三阶段，起义军领袖阶段，注重收买人心、眼光远、格局大、谋略深，调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

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就是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有战略眼光，成为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指导，朱元璋实力不断壮大，建立起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要最后取得天下，还要与几股割据势力作斗争：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只是保土割据，而张士诚最没有雄心，对元朝的态度摇摆不定。力量最强、疆土最大、野心最大、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陈友谅。

陈友谅原来只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先后杀死倪文俊和徐寿辉，在应天附近的采石这个地方称帝。接着，陈友谅和张士诚约定一起东西夹击朱元璋。当时朱元璋的谋臣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可是陈友谅势力强大，怎么办呢？刘基分析，陈友谅有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得人心，他杀君自立，部下离心离德，连年征战，人民厌战，所以要战胜他，并不难。

大方向已定，朱元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康茂才写信，假装作内应。结果陈友谅上当，大败而逃。最后，朱元璋又通过一系列交战，尤其鄱阳湖水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第四阶段，称帝之后，巧妙调整与功臣们的关系，从“上下级关系”过渡到君臣关系。

朱元璋称帝后，以前的一起出生入死的文臣将领，地位一下子也尊贵起来，有人开始变得骄傲，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甚至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此时，朱元璋需要重新让这些功臣明白昔日的生死兄弟关系，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君臣关系。朱元璋从建立明朝到去世，一直喋喋不休、不断地教育他们坚守君臣之道、遵纪守法，而且颁布针对性的法令制度和警示性文件。与功臣之间的权力之争，朱元璋转化为法制和破坏法制之争，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至于功臣遭到杀戮，清除了皇权的威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讲述。

大明王朝的顶层设计者

首先，废除丞相制度。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位高权重，结果是丞相跟皇帝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胡惟庸担任丞相后更为严重。胡惟庸是朱元璋早年起兵时的老部下，他做事干练，有魄力，也有野心，做宰相十年，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集团，威胁皇权。胡惟庸和朱元璋冲突不断激化。

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朱元璋还下诏，以后的皇帝不准讨论设置丞相的事情，如果大臣有上奏请求设立丞相的，要处以极刑，不仅犯人本身要凌迟，全家也要处死。

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丞相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辅助皇帝处理朝政，对政治的顺利运行发挥了有效作用，而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君权和相权合二为一，皇帝兼任宰相的职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君主独裁。废除丞相，导致朝无重臣，到了后来，权力落到了宦官手中。作为朝廷负责行政事务的文官集团难有作为，做事要处处顾忌或依靠宦官，张居正就是明显例子。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意思是，明代政治的恶化，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的。

其次，是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控制。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顶点“皇权的极峰”。皇权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朱元璋调用大量资源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比如朱元璋下令在村头巷尾建立两个亭子，一个是“申明亭”，申明，是申明大义的申明，这里是召集大家一起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一个是“旌善亭”，类似今天的好人好事光荣榜，树立正面榜样，号召大家学习。还在每村里选派一位老人，摇着铃，在乡村街道上一边走一边大声朗诵朱元璋的“六谕”，六句谕旨：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而这个朗诵是在每天天没亮的五更时分就开始，让人在床上就猛然惊醒，一心向善。

朱元璋还指导戏曲工作，认为人整天看戏，耽误正常工作。不仅限制人看戏，还限制戏剧的内容，禁绝对专制统治不利的戏曲，大力倡导歌功颂德的戏曲。朱元璋特别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级学校。国学也就是国立大学，不仅面积大，而且学生多，待遇好。当时各级学生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京师太学学生发校服、包食宿，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回家看父母发路费，过节还发过节钱。

当然，待遇好，学规的苛刻也前所未有，一般人难以忍受。虽然功课不重，但是不许迟到、不许饮酒，尤其有这样一条：一切国家军政民生大事，农工商贾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发表意见，但是只有学生不行，这就隔断了学生与政治的联系。如果违反校规，轻则打板子，重则充军流放。另外，朱元璋还改革科举，更加注重形式，实行八股取试，戕害人才，顾炎武就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朱元璋读了《孟子》一书，认为里面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太反动，命人删除原文八十五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规定科举考试不能用删除的条文命题。总之，朱元璋采取各种手段来教育控制人们的思想。

再次，就是打击贪官、诛杀功臣。朱元璋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参加起义后他就发誓：一旦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果然，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宣布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对于如何惩处贪官，朱元璋还进行了一项发明，叫作“剥皮实草”。朱元璋认为对这些令人痛恨的贪官，只是一刀斩首，也太便宜他们了，不如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下令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设立“皮场庙”，也就是剥皮的刑场。先把贪官拉到“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上稻草和石灰，再把这个皮囊放在下一任官员的公堂座位旁边，用这个方法警示继任官员不要重蹈覆辙。

另外，朱元璋还将惩治贪官的措施制度化，制定了纲领性文件《大诰》。《大诰》是一本贪污案例集，当然，也包括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宣传，人人学习，还叫人节选其中的段落，张贴在路边显眼的地方或者凉亭中，让官员读后自律，让老百姓学习法律作为武器对付贪官。以上这些举措， 确实收到了强烈震慑的作用。朱元璋之后的近一百年，明朝吏治清明，钱穆先生认为，明代的吏治甚至超过了唐朝、宋朝。

最后，是实行恐怖统治、建立特务网。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也一心禁止别人企图做皇帝，或者对他不公。要严密镇压不忠的人，巩固地位，光靠军队法庭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特殊的组织和人员，这就是特务，负责专门秘密监视监听在京大小官吏的行踪，并搜查逮捕审讯处刑。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锦衣卫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实行种种酷刑，如剥皮、抽肠、刺心等。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而且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造成冤狱无数。

到了明成祖时，设立东厂，性质与锦衣卫类似而后来居上，从亲信宦官主掌，与皇帝关系更为密切，更得皇帝信任，而且向皇帝报告不用写折子而直接口头直达。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结果造成人人自危。朱元璋开始，明朝开始了廷杖之刑，大臣犯错，直接在殿上杖打，每朝都有因为这个而毙命的。最严重的就是在嘉靖初年，群臣因为皇帝给生父上封号的事情产生争执，历史上称为“大礼议” ，皇帝大怒，廷杖一百多人，打死十六人。无论是特务机构还是廷杖之刑，都不得不说朱元璋开了个坏头，从此皇帝开始对大臣肆意而为。

谢请

朱元璋安徽人，老朱家共生下八个孩子，朱元璋排行最小，也叫朱重八。由于出身贫寒，为了生存，出家当和尚。这一年天下大旱和瘟疫，朝廷拨下的粮食被层层克扣，到朱元璋家里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家人被夺去性命。年仅17的朱元璋，埋葬了双亲，开始了游荡生活。后来加入了郭子兴红巾军，郭子兴死后，这支义军就被朱元璋牢牢握在手里。此后，就这样的一个放牛娃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自己努力，也有贵人扶持）

朱元璋这个人生性多疑，心狠手辣。这也与他草根的出生有关，以致于开国大臣多数被朱元璋赐死。那时候文武群臣每天穿戴好了去上朝，全家都得出来送他，就跟送葬似的，挨个去告别‘我要走了，如果今天下班回不来，你们就该找谁找谁去吧，要是能回来咱就在一块吃饭’。这些当官的每天上班前苦苦丧丧，晚上平安回来了一家人才高高兴兴的。

朱元璋搞的文字狱，他就是想毁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灵性。你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觉得你有问题，你就完了。浙江学府的林云亮，写的奏折上有这么几个字“作则垂宪”，脑袋就被切了。北平学府赵伯宁，他的奏折写着“垂子孙而作则”，桂林学府蒋质写的“建中作则”，都被处死了。朱元璋认为奏折中“则”容易念成“贼”，认为你在骂他，为什么对这个字这么敏感？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做过贼，认为这些学府是在诚信侮辱他。

但历史上朱元璋是最勤奋的皇帝，他发展农业，减免租税，兴修水利，每天批阅奏折四百多，最后积劳成疾，洪武31年去世（朱元璋铁腕政策，没人敢逼反）

这就是朱元璋，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的帝王，坎坷和困难都没有击倒他。毛泽东曾评价：朱元璋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成功的一个典范。

朱元璋写过一首《庐山诗》，经常听相声的可能有耳闻，我们在这首诗内感受下朱元璋的雄心壮志。

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全球。眼观湖北三千界，势压江南十二洲。庐山美景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