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地区发掘的一座古墓，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发掘点分布图
西藏是一块辽远而神秘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则愈发神秘辽远。这块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风弥漫，昼夜温差极大。
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导致阿里地区总面积高达34.5万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却不足10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区域之一。
以至于，阿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这里的土地如此荒芜，通往它的门槛如此之高，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敌人，才会前来探望我们。”
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让阿里变成生命禁区、文化荒漠了吗？当然不是！
其中，处于海拔4600米地区的尼阿底遗址，保存着连续的地层和可信的年代数据，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尼阿底石器组合
这些上古先民生活遗址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可以证明，古人在距今4-3万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并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随后，西藏开始孕育属于自己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早期文化现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遥远的阿里地区。
尼阿底遗址地层剖面和测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小邦国，这些被各种史书称为西女国、象雄（羊同）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一度曾占据着高原文化的制高点，并最早和地处中原的汉族王朝发生了联系。
《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北去于阗三千里，其国代以女为王。出朱砂、麝香、耗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隋书·西域传》记载：象雄（羊同）曾于隋文帝开皇六年，遣使赴汉地朝贡，只是“其后遂绝”……。
《唐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等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八九万”。
但可惜，随着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从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历史的漫漫尘烟之中，今天所能见到的，都是它的斑驳碎片。
作为拥有西藏历史诸多第一的国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统——本教，还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我们长期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公元2005年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才揭开象雄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发掘。
2005年的一天，一辆载重卡车从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门前经过，将地面压出了一个大洞。
寺内的僧人惊讶的发现，地洞内出现了一座代古墓葬。虽然当时并没有正式的考古队参与，但僧人们依旧小心翼翼的，对墓葬进行了简单的抢救性发掘。
墓中发现的文物，被僧人们良好的保存，并辗转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为，这些文物中的丝绸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银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决定对其周边地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2012年，对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堡遗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银城遗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测绘和试掘正式展开。
发掘结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穹隆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如江寺墓葬打开之后的情形（年代为公元300-400年）
从被再次打开的墓葬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典型的竖穴土坑石室墓。
这种墓葬形式，随着近年国家对阿里地区基本建设的推进，广泛见于阿里各地，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一种相当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规整的石块，砌成2米见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横木搭建墓顶，墓顶横木上面再盖石片。
墓葬所用的横木，在没有树木的西藏阿里地区是非常珍贵的。这些粗壮的木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辗转运来。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墓主人生前应该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从周边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极少的状况分析，至少在这一时期，象雄国内已经存在非常明显的贫富差距，并似乎也可推测明显的阶级等级差，也相应存在。
墓葬测绘图
墓中出土的文物里，最珍贵的当属“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及大量素面褐色丝绸残片。
这块带有汉字“王侯”字样的织锦，为典型汉地经锦，长44厘米，宽25厘米，藏青底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三组循环纹样构成。
从织锦上非常繁缛的动物鸟兽纹，可以看出典型的汉地纹饰风格，“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动物，纹饰间还夹杂有“王侯”、以及“宜子孙”的“宜”等汉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样织锦
有趣的是，汉地织锦虽然在西藏地区属于首次发现，但风格类似的织锦文物，却在西藏周边地区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体纪年的织锦（断代为公元455年），其从图案风格上虽与阿里织锦有差别，但在图案单元构成上，却惊人的一致。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M177出土禽兽纹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块，2002年出土于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39禽兽纹锦（断代为3-4世纪）与阿里织锦年代相近，其纹饰风格、图案结构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龙纹和树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这件织锦上面不仅有汉字“王侯”的纹饰，还有新疆当时流行的佉卢文“王侯”纹饰。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39出土禽兽纹锦（3-4世纪）赵丰，2002年
从织造技术上分析，阿里“王侯”织锦它的纹理结构属于平纹经锦。
这是一种由“经线构成花纹”的织造技法，属于典型的中原内地从商周以来的纺织技术。明显有别于中亚、西亚纺织传统中，用“纬线构成花纹”的织造技术。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纬锦
两种分别用“经纬线显花”的织锦，在阿里地区同时发现，足以说明象雄时期的阿里和周边地区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资往来。
从惯常的思维逻辑上说，一般认为西藏文化受南亚印度地区的影响较重。但其实，作为联通东亚、中亚、南亚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处各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地点。
印度对西藏在宗教上的影响不过是相对比较显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边地区的交流远早于佛教的传播。
从逻辑关系上说，佛教传入西藏是借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联络线，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统，这对佛教的传播呈现明显的阻碍作用。
因此，认为佛教承载了西藏文化想法，实际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数千年的发展脉络。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上看，阿里地区国家中，西女国盛产“朱砂、麝香和食盐”。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虽盐湖众多，但产可食用盐的盐湖，多在北方羌塘无人区内部。
因此，既然沟通藏北与天竺的“食盐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达南疆，逻辑上也应该能成立。
此后，吐蕃王朝时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区）与唐军争霸的案例。存在一条沟通南疆与阿里，穿越阿尔金山、昆仑山的道路是必备的条件。
因此，阿里、新疆两地的织锦在风格上类似，并均来自于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从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罽[jì]宾（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开伯尔山口附近）通向中亚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丝绸之路”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的结合点。
既然吐蕃麝香优良的品质，被波斯、大食文献反复提及，原产伊朗的藏红花，能成为高原圣药。那织造、冶金技术能传入阿里，自然也不是异想天开。
卡尔东遗址出土象雄双面裸身铜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间，曾听当地人说过，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个盛产黄金的国都，称为“金国”。
阿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藏黄金的主产区，这个传说中的“金国”会不会就是象雄，实在值得玩味。而此时，佛教还远没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记》卷四：“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刺拿瞿坦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
除了汉代丝绸外，古如江寺墓葬还出土了一件超越认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叶残块。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七世纪时，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饮习惯。并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传统。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铜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底部，有一层厚厚的，类似于绿茶的残渣。
考古人员在清理青铜器时，对此产生了浓重迷惑。
因为，全世界“茶”的发音只有两种。一种来源于云南的“chá”，在向西转播的过程中，转音为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语（伊朗）、阿拉伯语、俄语，乃至斯瓦西里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chay”。
另一个读音来自福建省闽南话中的“te”，转音为法语中的“thé”，德语中的“Tee”，以及英语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饮习惯水陆两条传播渠道的不同。
作为地处云南西部的西藏，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銮铃，似乎应该西藏茶饮习惯最早的萌动。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残渣是茶叶的话，那西藏茶饮的历史将顿时前移4百年，也将彻底颠覆藏史中，关于吐蕃王朝时期茶叶传入西藏的记载。
那究竟这些残渣是茶叶还是菜叶呢？
为了准确分析这些残渣的成分，学者特意在国内外分别进行了检测。检测的结果均显示，残渣中不但包含茶叶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还检测到一种茶叶特有的植钙体，可以确定这就是当时的茶叶。
如果说，中原的丝绸、中原形制的青铜剑，可以理解为个体爱好的话。那茶饮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完全无法用偶发式的个体爱好来解读。
换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间必然存在一条可以行走大宗货物的商路（阿里东部的卫藏地区，始终未发现早期茶饮的实物证据。而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了公元二、三世纪的茶叶样本）。
陕西省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汉代茶叶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叶残块的发现，对考古学界的震动不亚于丝绸。
另外，出土的青铜茶具也充分说明，古代象雄的茶饮习惯与中原早期一般无二。都是烹制茶饮，并加入其它辅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丝绸和茶叶外，黄金面具的出土也证明了，象雄时期阿里和中亚、南亚同样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黄金制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铜剑
这种形制的黄金覆面，在亚洲地区一共发现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区，另两件分别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出土。
它们都是用金箔制成平面的人脸形状，周围有一圈小圆孔，可以缝制在软质材料上，可能就是丝绸，然后包裹墓主人的尸首，面具上涂满朱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样貌。
据推测，这种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是当时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蚀花玛瑙珠与黄金面具
同样，在阿里的墓葬中，还发现了蚀花玛瑙珠和铜镜。
这种蚀花玛瑙珠，俗称“天珠”，在公元前1700年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时期便非常兴盛。
阿里发现的象雄天珠处于蚀花玛瑙珠的第二阶段，处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时期。
中国境内发现的蚀花玛瑙珠，大部分集中在这一时期，包括新疆地区尤其是帕米尔地区、伊犁地区。
同时期中原地区，如海昏侯墓、长沙曹（女巽）墓也发现了图案、工艺基本相同的蚀花玛瑙珠。
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元年前后100年期间，一张沟通中亚、南亚、西亚的交通商贸网络，已运转的非常成熟。
而处于三者结合点上的阿里地区，无疑会是这种文化技术交流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即便古如江寺墓葬出土了众多令人惊讶的文物。但指望一座墓葬，便能将象雄文明的诸多方面一一还原，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过，随着近年来阿里考古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象雄文明的认知也在不断刷新。
现在几乎肯定，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北高原上曾有一个等级相当高的文明现象存在。
这个被考古学界称为“前吐蕃时期”的时代，阿里高原上文明和周边各文明间发生了相当紧密的联系。
因此，阿里从来不是我们眼中的蛮荒之地。古代先民在这片苦寒的高原上，用我们难以想象的坚韧，创造了一个不逊于周边地区的文明。
虽然最终，象雄被后起之秀吐蕃吞并，但已经形成的文明基因保留了下来，成为别具特色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当我们流连于西藏神山圣湖美景之中时，您可曾想到，触目可及的玛尼石堆，迎风飘扬的风马旗、隆达，都是象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八廓街边直入青天的煨桑青烟，围着火堆欢乐热烈的锅庄舞蹈，也源于象雄本教的祭祀传统。
象雄真的消失了吗？
可能，它只是换了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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