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有“农民起义说”、“忠义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农民起义说”和“忠义说”。这两种对《水浒传》主题的论断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
首先,就“农民起义说”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很牵强,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阐释《水浒传》主题上,这一说法仍为一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习惯将大部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划分到农民起义的范畴,但是就梁山泊聚义来讲,这种说法并不合适。1984年,周克良在《大庆师专学报》上发表了《非写农民起义说》一文,主要观点是:第一,梁山一百零八头领并非农民起义的代表,而是解民于倒悬的仗义疏财之士或绿林豪侠;第二,梁山好汉所发动的战争并不具有农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实乃绿林好汉大规模的打家劫舍之举:第三,梁山泊聚义的纲领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它所表现的是游民无产者的思想倾向,所谓的梁山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以绿林豪侠为主的游民无产者武装集团。周克良对梁山泊政权本质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农民起义说”不攻自破。
王学泰在《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从梁山好汉的成分构成、梁山泊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以及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水浒传》主旨并不是写农民起义的成败,而是描写游民起义的过程始末。
游民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的约束,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一类人的总称。游民涵盖的范围很广《水浒传》中,包括原为富产地主的梁山泊头领、泼皮无赖之流以及帮闲之徒。不同的是:高俅凭一技之长被封为太尉,一步登天。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农民出身的少之又少。他们中大部分是落草为寇,占据山林,依靠打家劫舍过活的草贼;一部分是富户财主或地方一霸:还有一部分是原本为吏胥,后为封建关系所不容,最终走上梁山的;一小部分是具有某方面特长,为求富贵而上梁山的:勉强算作农民出身的,除了渔民“阮氏三雄”很难再找到其他人。而梁山泊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无论犯了什么罪,即使是杀头之罪,如果想要平安保命,投奔梁山泊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此,《水浒传》中梁山泊的众多头领大部分是游民,而梁山聚义本质上并不是农民起义。
梁山泊众多头领占据一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满足“论秤称银两,换套穿衣服”的物质追求,并不像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对土地的要求,而他们本身也不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他们所标榜的是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打的是“杀尽贪官,伸张正义”的旗号,所要达到的绝不是农民阶级的要求。他们求的是富贵,绝不仅仅是温饱,有着很浓重的巧取豪夺色彩。所以认为《水浒传》的主旨是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
其次,有学者对其主旨持“忠义说”,也是一种误读。《水浒传》中,我们认为集忠孝义,于一身的最明显的人物就是宋江。对待任用四大奸臣的宋徽宗,宋江念念不忘招安,即使是在众头领都反对的情况下仍是如此。《水浒传》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大小头领开怀畅饮,宋江醉酒,趁醉作《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黑旋风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作粉碎。这充分说明除宋江外,梁山泊头领是不赞同的。对于江州劫法场曾救过自己的李逵,宋江竟不顾救命之恩,一怒之下要将李逵推出去斩首。我们不难看出宋江招安心切,但他却从未想过招安的后果。梁山泊受招安后,先征辽国,后平方腊,解决了朝廷的内忧外患之后,损兵折将,实力消耗殆尽。后又受朝廷排挤,最终四分五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江的愚忠造成的。这种“忠”和儒家所提倡的“忠”并不完全一致。
至于“孝”,《水浒传》中宋江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孝”在宋江性格中占重要的部分。作押司前,他将自己的户籍从家中脱离出来,名义上与家人断绝关系,以便自己遭遇不测时,父亲和弟弟不受牵连。而后,宋江接到书信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立即决定暂不去梁山泊,改道回家,自投罗网,最终身陷囹圄,险遭不测。毋庸置疑,宋江对于自己的父亲的确做到孝。
综合分析，本人更赞同忠孝说，它主体宣扬的还是儒家正统的忠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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