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为官当学曾国藩”,那么,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最能代表他为官智慧是哪一阶段经历呢?他在处理什么事时最能表现他的官场智谋呢?
其实,就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当时,曾国藩面对着极为错综复杂的乱局和纷繁复杂的矛盾,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极为难得的机会,曾国藩所选择的处事态度、方式和特点,最能显示这位湘军统帅的智慧和韬略。
曾国藩
当时,各种复杂问题归起来有两个:
其一,如何妥善地解决湘军与清廷在天京攻陷之后所凸显出来的矛盾,如何解除湘军所面临的极大危机?
其二,天京攻陷之后,有人(包括他的胞弟、嫡系将领等)或明或暗地建议曾国藩学赵匡胤,那么,曾国藩该如何做出选择?
其实,当湘军逐渐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时,清廷已经关注到了湘军统帅曾国藩以及曾氏一家会不会有“异心”的问题,所以,预先就采取了防范措施。有满人的军队相伴在湘军周围,而攻陷天京之后,清军对湘军的制约措施更是大大加强了。
在长江北面,满人的部队列成阵势,随时准备向南出击;在天京周围,有僧格林沁、官文主持着军政事务,从后勤和军事上对湘军形成制约。而且,朝廷通过对战胜太平天国军事力量的功臣进行封赏的态度来表明对曾氏兄弟的警惕和暗示,封赏的将领不少,文臣武将都有,如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都兴阿、富明阿等,而其他将领如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等,这些人受封的爵位竟不比进攻天京战役的总指挥曾国荃的爵位有明显差别,很明显,朝廷是在拉拢其他将领,与太平军作战的将领,表示对曾氏兄弟的警惕。
攻陷天京后,危机已经很明显了,当湘军中的很多将领还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时,曾国藩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面对着极为凶险的局势,心惊胆颤,冒着冷汗思考着对策,寻思着解脱危机的最佳办法。
曾国藩思考的结果是集中在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上,这就是:到底是继续做朝廷的忠臣,向朝廷尽快妥协,并以实际行动让朝廷彻底放心,还是举旗反清旗帜,与清廷抢夺天下?
湘军内部曾有一些将领向曾国藩提示,比如为人含蓄的彭玉麟曾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而曾国藩的解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左宗棠也曾写对联增送曾国藩,以此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而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为“未”字,把对联还给左宗棠。
这表明,曾国藩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黄袍加身”是不能做的,也是做不得的,他选择了急流勇退!
那么,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为何要放弃十分难得的打败清王朝的机会,为何不去争取“黄袍加身”呢?
关键在于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有非常深入的洞察,湘军要在与清廷的对抗中获胜,可能性极小,而想要“黄袍加身”根本不可能,只有激流勇退才是最安全的策略。
第一,湘军在攻陷天京之后已失去了之前的强悍战斗力。攻陷天京之后,湘军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看似已无敌于天下,而实质上已经丧失原来的战斗力,打败太平天国军队让湘勇昏了头,他们狂热地享胜利成果,疯狂发泄,烧杀掳掠,军心已经涣散。原本骁勇善战的湘军,如今已经成抢金银财宝,抢女人的蛮横兵将,只知道享受,再也不愿意浴血奋战了。曾国藩若是选择与清廷为敌,湘勇们可能不再愿意再为曾氏卖命,而且,就算曾国藩还能节制湘勇,这一支军队也未必打得过满人的部队。
第二,曾国藩担心,若他反清,其旗下的部队可能因内乱而耗损军力。当时,通过打败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汉人高级将领不只是曾氏兄弟,在曾国藩指挥的军队里,除了湘军,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虽然说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由曾国藩培养和提拔的,在攻击太平天国军队时能听曾国藩的号令,但是,李、左两人都有统帅之才,都是能独当一面的,若是曾国藩反清了,这两支分别来自淮、楚两地的军队与湘军不一样,他们是否会听从曾的调遣,是大有疑问的。若是李、左不反,湘军与楚、淮两军便可能互相厮杀,这是曾所不愿看到的。而且,曾国藩对他的这两位各领一军的门生很了解,以他们的秉性和谋略,他们是不会跟在曾国藩的反清旗帜下的,李、左两人,要么听命于朝廷,领兵平叛,对付湘军;要么独竖旗帜,也来争天下。若是如此,湘军危矣。
湘军画像
第三,清廷一直提防着湘军,早就对湘军采取了抑制措施,湘军要反十分困难。汉人掌兵一直都是清廷最忌惮的,自从曾国藩创立湘军起,清廷就一直防着湘军。咸丰四年,曾国藩攻占武昌后,咸丰帝心里高兴,拟大赏曾国藩,而满族大臣便密奏,认为曾国藩一位书生闲官,能招来数万湘勇,占领武昌,这并不是朝廷之福。此奏让咸丰清醒,立即取消了对曾氏的奖赏。
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廷不准许领兵攻天京的曾国荃用八百里红旗报捷,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清廷对曾氏兄弟的制约加强了。此前,“八旗”兵、绿营兵都打不过太平天国军队时,咸丰帝曾许诺:“取江宁者封王!”而当曾国荃攻陷天京之后,清廷耍赖了,不仅没有给曾国藩封王,而且还只给曾国荃封了一等候爵,与其他重要将领没有区别。
不仅如此,清廷还以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的逃脱之责,责怪曾国荃,用以弹压曾氏兄弟。此外,湘军在天京城浴血奋战,而清廷却在天京周围布下重兵,对湘军形成包围之势。曾国藩对此“黄雀在后”的招数当然看得很清楚,清廷已开始防备曾氏兄弟谋反,而攻陷天京后已精疲力竭的湘军,若是举起反旗,未必能敌得过满蒙联手的朝廷大军。
第四,若是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湘军将面临各方面的敌人。湘军除了要对付朝廷的大军之外,还要防着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并面临着太平军残余力量的报复。此外,又要对付捻军等。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湘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而且外国侵略势力也会以支持朝廷的名义乘机挑衅。此前,湘军打太平军可谓是顺风顺水,后来才会获胜,可是,已经军心涣散的湘军若是对付外国侵略军和清廷统领下的各种势力,很难有有获胜的把握。这也是曾国藩不敢举起反旗的重要原因。
第五,曾国藩不敢也不愿意毁了他仁义忠心一生荣誉。曾国藩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以仁义忠孝为立身之本,他正是以宗亲文化为思想依据而组建湘军的,也正是他以伦理德性来对付太平军的神学理念的,若是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便是毁了他自己竖起的忠孝仁义之名,湘军成了叛军,如何再称“仁义之师”呢?曾国藩心里很清楚,“失道寡助”,举反旗,损仁义,湘军必败。
第六,曾国藩担心湘军内乱,担忧曾氏兄弟发生内斗。湘军攻下天京后,他这位湘军统帅成了江南最有权势的人,他执掌着湘军,并能指挥淮、楚两军,他是大学士兼两江总督,威权显赫,如果反清成功,他便是“准皇帝”。可是,他的胞弟曾国荃却掌握着湘军最精锐的部队吉字营,而且曾国荃手下皆是不要命的悍将蛮兵,曾国藩一旦有“黄袍加身”的可能,吉字营的统帅以及其手下骁勇无比的兵将,是不会看着可能到手的皇位而不动心的。曾国荃野心很大,蛮横凶残,对此,曾国藩太清楚了。所以,曾国藩担心在曾氏兄弟之间,重演宋时赵光义对待赵匡胤的悲剧,他不想看到曾家兄弟、族人因争权而分裂,不愿看到曾氏族人自相残杀。
最后,作为理学家,曾国藩有儒家的“道统”思想,他不愿意成为恶人。湘军长年与太平军作战,连年的战事已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人死地荒,民不聊生,而且,三湘大地,已战死了很多人,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已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他不想让战事再起。
曾国藩
那么,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向清廷调和呢?应该说,此时曾国藩的举动,最能表现出曾国藩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谋略。
第一,曾国藩转移工作重点 由军事行动转向文化建设。曾国藩这位理学名家开始搞文化建设,不再把打仗作为最重要的事。在攻下天京之后,他立即整修秦淮河,让秦淮两岸的文化商业活动重新繁荣起来;他重修夫子庙,恢复科举考试,满足了因战事停了好多年不能满足的金榜题名的梦想;他重新刻印明末大学者王夫子的名著《船山遗书》。这些举动其实是向朝廷传去信号,他不想打仗了,要还江南民众一个安定的局势;同时,他也是向天京及江南民众示好,洗刷因湘军在天京城烧杀抢夺而留下的恶名声,他要让清廷知道,他只会做“中兴”名臣,而不会当叛贼。
第二,曾国藩主动上奏朝廷,请求裁撤湘军。很快朝廷的准奏批复就下来了,七天后,曾国藩下令裁削湘军二万五千余人,只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作为城外游击之师,搜捕太平军残余。至第二年三月,湘军守城部队仅剩两千人,城外的游击部队也很少了。到朝廷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湘军只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跟在曾国藩身边。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这清廷放心,而曾国藩也能避免自己遭遇“兔死狗烹”的下场。
湘军
第三,曾国藩下狠心“自断翅膀”,让悍将告病假。他用尽心思劝说他的九弟、进攻天京的湘军前线总指挥曾国荃告病回家静养,与此同时,他下令解散了曾国荃执掌的曾氏的嫡系精锐部队“吉字营”。朝廷虽假意安慰曾国藩,说几句好话,但很快准奏,让进攻天京最大的功臣、一等侯爵曾国荃回家养病了。曾国藩的这一招很奏效,他让清廷知道,他把精锐嫡系部队“吉字营”裁了,其统帅养病去了。这其实是向朝廷表明,曾国藩是不会拥兵自重的。
第四,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针对朝廷追逼湘军交出金陵城缴获金银的事,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应对措施。他上奏朝廷,表示金陵城确无金银可“报部拨用”,其意是:金陵城攻破了,但没发现金银财宝,哪有缴银可上交?其实,天京城里的金银财宝都被湘军抢回老家去了,赌命夺来的银两,曾国藩如何追回呢?
所以,为了应付朝廷,曾国藩想了个应对的妙策,他在奏请裁军后没几天,就上奏朝廷,请求停解湘军军饷:一是停解广东厘金,这至少有120万两,原本是从广东直接拨给湘军使用的,是湘军军饷的最重要;二是停解江西军饷,不再以江南厘金拨付湘军使用;三是停收湖南东征厘金,归由湖南官员征收,即湖南厘金归湖南,不再归湘军。
曾国藩的用意清廷当然很清楚,曾国藩是将原本用来支付给湘军作军饷的各地厘金都归朝廷了,这数目不小,而以此作交换,让朝廷不再追缴湘军在金陵城所抢的金银财宝了。此时,清政府不同意也没辙了,湘军抢的肯定追不回了,停解厘金朝廷赚了一大笔,再逼湘军,若是没有钱粮造反了怎么办?为对付朝廷老是盯住湘军抢来的财富,曾国藩用此交换策略,确实是妙招。
总之,曾国藩通过一系列措施,向朝廷表忠心,让朝廷对湘军彻底放心,此时,湘军兵马少了,金银粮饷也少了,猛将请病假了,精锐部队裁撤了,湘军对朝廷的威胁彻底解除了,没有任何造反的可能了。
因此,朝廷对曾氏兄弟这样的大功臣,也只有奖赏以回报他们的功劳了,清廷也不愿意让天下人说他们是过河拆桥。曾国藩可以无忧了。
曾国藩巧妙而成功地消除了“功高盖世”的局势,化解了湘军击败太平军所带来的危机,避免与清廷矛盾激化,避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他保住高官之位,保住了曾氏家族的安全与荣耀。
显然,曾国藩的这一段经历和他所采取的行动,让人们明白,他为什么不举起反清旗帜,他为何能“激流勇退”,避开了像历史上一些功臣名将所遭遇的悲惨下场。
谢请。曾国藩的湘军在攻占南京以后,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为强大的一支军事武装,据说攻占南京后,曾国荃曾经和曾国藩密谈了一夜,经过一夜的密谈曾国藩最终放弃了黄袍加身的想法,选择做了大清的曾文正,究竟什么原因让曾国藩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呢?在下认为虽然曾国藩和赵匡胤看似相同,但是却根本不同。第一当时湘军虽然实力最强但并不足以以一己之力而定天下,当时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在侧如果曾国藩真的有什么异动,首先还要考虑这两个老伙计是否会和自己站在一条船上,当时满洲八旗虽然已经腐化堕落,不堪重用,但是僧格林沁所率蒙古骑兵仍是一直不可轻视的力量。再看赵匡胤当时后周所有的军事资源都在赵匡胤手里,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对他形成威胁。
再有后周和清朝都是少主即位但是后周的柴宗训是刚刚死了爸爸,朝中局势非常不稳定,可以说大臣们都在心里打着小九九,为自己找个新的出路。赵匡胤在这个时候发动叛乱真是赶对点了。反观当时清朝到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那一年同治的爸爸已经死了3年,朝廷大局已定,大臣各归各位,曾国藩此时造反恐怕会遭到朝臣除湘军集团外的一直反对。还有柴宗训基本上就真的是孤儿寡母两个。接触不到任何外部势力,而同治皇帝内有两宫太后,外有恭亲王为他保驾护航这也是柴宗训不能比。
最关键的还是曾国藩的性格、人品,曾国藩一生信奉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改名国藩也是意为做国家之屏障,以立德、立言、立功唯自己的终生目标,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看的非常之重,太平天国平定后,即解散湘军,放弃军权,杜绝朝廷猜忌之心,这样的一个人会学赵匡胤黄袍加身吗?他是曾文正,不是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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