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讨论宋朝的中国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关于“资本主义”一词，根据布罗代尔的系统考察，其本意是指“富人的地位”，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占有资本”。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政治斗争中冒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就基本上不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资本主义”一词在 “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 因此，我们这里就有必要说明，这里按照习惯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生产方，并不涉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层面。再者，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指是否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还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也可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萌芽”。因此，我们这里考察宋朝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是看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条件”的表象，还要看是否产生了新的而富有活力的生产方式。
宋朝：经济的新活力
较之以前，宋朝的经济确实注入了诸多新的活力。雇佣关系广泛发展，机户、包买商的出现，原始工业化的启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都为宋朝的经济带来的繁荣。
宋朝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雇工在宋朝许多生产部门中都曾进存在过，而且还有所发展。短工、季工、长工广泛见于史料记载。这些雇工有很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 。所谓“饥寒亡命”，亦即他们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宋朝土地政策有四大特点，一是“垦田政策是准许自由垦辟的”，二是“对土地的占有是放任的”，三是“对于土地的买卖，也是自由的、放任的”，四是“对土地私有的维护” 。这些政策造成了国家对土地兼并的公开支持，从而造成了小自耕农逐渐萎缩为半自耕农，最终导致大量破产，沦为第五等无产税户和客户。这些破产的自耕农大部分被农奴主吸收为农奴；而在江南地区——地少人多的地方，这些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自由人”则作为新的劳动力有可能被吸收进了手工行业。因此，严重的土地兼并所创造出的部分自由劳动力为宋朝雇工的大量形成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即“强力鸷忍”。也就是说，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还是对国家，雇工均无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从而获得了“把本人的劳动力，当作本人所有的商品来处置” 的自由。
另一方面，这时期的部分雇主开始了类似于产业资本的积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时的一些官营与民营铁冶作坊已达到了手工工场的规模，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 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
宋朝的雇主与雇工是被“工钱”联系在一起的。两造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纯货币关系。但是，雇工社会地位低下，导致了二者在社会关系上的主仆关系，隐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可能性，具有行会性质。可见，在以土地资源为主导的宋朝，这种早期的雇佣关系还相当的脆弱与不完善。
与生产内部雇佣关系产生相对应，宋朝的外部经济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按照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这个理论经过不断发展，最后确定了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五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和人口。
纺织作坊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形成机户，这无疑是宋朝原始工业化的起步。宋朝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 ，数量可观。这些机户大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机户和包买商的出现，乃是“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在人口压力下，宋朝的商品性农业的迅速成长，其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工匠们进行的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钱荒”导致了纸币 “交子”作为货币符号，首次进入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这样，就促使了宋朝各个阶层——包括商人，也包括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手工业者都被吸引进来，直接卷入了商品经济中来。一些商人将用商品交换来的货币转变为资本，投入生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雇工的剥削创造了剩余价值，“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 宋朝的商业资本迅速雄厚起来；与此同时，高利贷资本也迅速膨胀。
宋朝的商品经济的确欣欣向荣，新鲜的生产关系自孕育中茁壮成长，这无疑给人一种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感觉；而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欧。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宋朝的确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确出现了社会转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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