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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五代,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正义的无休止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遭受苦难。分裂局面使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受阻,从而加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破坏了已经形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分裂局面不能有效地制止落后而强悍的少族民族的骚扰,而使民族矛盾加剧。分裂局面使中华民族和邻邦国家、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处于停顿。欧阳修也说:“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黔毙盗贩,衰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登,楚开蛮服。剥剿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视人,岭眸遭刘。百年之间,并起争雄,山川亦绝,风气不通。”总之,“分裂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是分裂割据的混乱时期,也是统一趋势不断增长的时期。五代短暂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原王朝与南唐等有条件统一全国的政权都把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目标,都在为国家的统一进行不契的努力。朱梁王朝是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存在的,北有强敌河东李克用、李存爵父子,以及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两大割据势力;南有淮南杨行密割据势力;西有歧王李茂贞割据势力。与山西晋王进行了三十年的拉据战,百姓疲于征役,阶级矛盾相当尖锐。中原五代中版图最小的后粱王朝在几大势力中求生存,自无统一的主客观条件。
2.后唐平蜀,得州六十四,南方小国震惊不已。荆南高季兴听到这个消息时,吓得连手上的筷子都快掉下来;楚国马殷听到消息,立刻上表,愿归老衡山之麓,上印缓以保余年。不过,没有利用平蜀所造成的有利形势的唐庄宗李存}1随即遇害,唐明宗当皇帝,奉行姑息政策。此后,国势日衰,更无法完成统一大业。依靠契丹维持生命的后晋、后汉根本无力统一中国。
南方诸国地大财阜、兵力强盛,莫如吴和南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混乱割据的过程中,“只有江淮在与中原进行周旋,支撑着南方的局面”。吴国与朱梁双方实力大体均衡,中原与江淮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且不久杨行密即死,其后政权落入徐温手中,开始保境息民,自无统一的计划与行动。
3.有条件统一全国的只有南唐。南唐不仅占地广大,土产发达,也是“十国中封建的文物制度最完备的地方”。南唐建立后,实行“保境息民”政策,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殷富充实,政府财力充足,国势日强,它版图包括鄂州以东的长江南北广大地区。当时的形势,只有南唐“与中原国家对峙,仿佛又是南北朝的格局。”南唐烈祖怀有统一大志,但很少人理解他的统一计划。在当时南北势均力敌地对峙的特殊形势下,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形势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祝下,谁胜谁负,便不仅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强弱,还要取决于双方军事与外交策略的高下。
5.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南方各邦的联合,是中原政权外交政策的基点。中原政权将吴越与楚分化出来,与之结盟,不仅肢解丁南方,而且形成了对南唐这一对手三面包围的态势。处于这种形势之下的李异,在制订其军事外交策略的时候,便不能不瞻前顾后,做长期的打算。烈祖开始有了他的战略构想。南唐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抗衡,必然牵涉到与周围邻国之间的关系。南唐计划北上需团结稳定南方诸邦,于是竭力拉拢南平与后蜀,以解除楚国在西面的威胁;同时伺机控制闽国,给吴越造成后顾之忧;在巩固侧翼的同时,设法从中原背后寻找同盟,与契丹结盟,牵制中原政权,力争形成对中原政权的夹击之势。
6.烈祖李异开始实施他的战略布局。首先极力改善与吴越、楚、闽三个南方敌国的关系,建立了同盟关系,暂时稳定了南方的形势,在事实上也使南北冲突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接着,南唐与北方少数族政权契丹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从而使李异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五代十国的版图通过李异的安排,形成了一个双环阵势。南唐是这一阵势的圆心,其外围是中原及其盟友吴越、闽、楚;在这一同盟之外,是契丹、南汉、南平、后蜀等南唐盟友。牵一发而动全身,南唐是这一平衡局面中的关键因素。这一阵势既符合“远交近攻”的传统原则,又符合南唐自身的实力状况。南唐利用这一平衡,争取了恢复与发展的时间。一旦南唐克平中原,暂存以为“蔽障”的吴越、闽、楚三国,便将处于南唐及其同盟的团团包围之中,可“尺书而招之”。
按照传统的王朝史观,“五代”位于“唐宋”之间,是唐末的乱形成了五代十国之局,而宋朝则是五代十国的终结者。
但如果我们的目光不局限于长城以内,便会发现随着唐朝的灭亡,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格局出现了,这便是辽国的建立。
公元907年,唐亡的同一年,耶律阿保机称可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塞外称帝,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头一遭,因为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才称帝的。
对于华夏文明圈来说,称帝、称王、称可汗(单于)的含义是不同的,辽国在塞外称帝,其实便是自认继承了唐朝的法统。
要知道,当时征战中原的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人确实被大唐赐姓李,而契丹人其实早在李世民之时便被赐姓李了,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就是契丹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党项人由于平定黄巢之乱而被赐姓李,然后被授予夏州节度使。
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的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均源自这一沙陀军事集团。
宋朝基本结束了中原乱局,但有两个政权没有平定:其一就是契丹人的辽国;其二就是党项人的夏州节度使,后来演变为李元昊的西夏。
也就是说,唐朝的核心区最终一分为三,由辽宋夏分别占据,而我们传统所说的“五代十国”便是过渡期,只不过五代十国的说法没有将辽国和西夏包括在内而已。
辽国的建立和其本身农牧合一的“一国两制”,则为之后我国在元朝之时完成农牧两区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因此,五代十国时期,我国的发展趋势是多中心的形成,因为宋朝并未形成像汉唐那样绝对的中心地位,而正是这一格局,使“中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了农牧合一的大中国。
如果我们在这一时期仅仅看到“五代十国”这十五个政权的话,便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便不能真正理解我国历史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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