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规律合一才是生存之道。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认为个人在规律面前是渺小的，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故他们在时机不成熟隐居起来，等待时机，这是高深的修养与文化的积淀。
仕与隐的一直是中国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扰，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 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隐逸之风最盛行的魏晋时期。 在这个战马嘶鸣的时代，也是名士仕与隐矛盾冲突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生长于战乱年代的魏晋文人在怎样的境界与状态 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魏晋名土不可能强烈地持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 但由于对中国仕途文化长期的，魏晋名士也不会 完全采取老庄的无为之思。中庸之举，就是将积极人世与无为之思想结合，身在山野而 心向国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归于山林。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魏晋名士之一：陆机。 由于受到父辈思想的灌输与熏陶，陆机一生执著于功名的追逐，然 而政治的黑暗却将他为国效劳的忠心一再地打人牢底。当人世之心被政治权力所阻挡之时，陆机的隐逸思想就跳了出来，他在 《幽人赋》中就写道：“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虽然陆机思想中的隐逸层面还未表现得过于强烈，然而他出世与 入世的心理变化也能够代表魏晋时期名士仕与隐的矛盾心理了。 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为了在清明的政治势态到来之前能够暂时退却，魏晋名士多数选择了归隐山林。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来临。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人世之心也会在这政治贤明之际再度出野，正所谓“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人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 水秀的隐林生活也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 因此，虽然有名士终身 归隐于此，却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终还是走出了山林。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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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表面平静的面容下隐藏着一颗“躁动的心”，还是希望有赏识的“老板”来做一番大事业的，比如平定天下呀，治国安邦呀什么的。“钗在匣中待时飞”，孔明庞统龙凤安天下早就名声在外，半推半就还是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为啥儒家思想是主流，道家思想非主流的原因所在。学而优则仕，道家也不能免俗，即便自己不出山，也得教几个徒子徒孙下山露个脸。如鬼谷和庞涓孙膑，如黄石公和张良许负，如元始天尊和姜尚申公豹……
不过也有例外，笔者最服严光。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 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 后卒于家，享年八十岁。严子陵不慕富贵，不图名利。范仲淹撰《严先生祠堂记》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赞。
有人说介子推也是一枚隐士，我觉得他不算啊，他早年追随晋文公，已然不隐，后来重耳忘了他，后来又想起来，他这个主公也是脑子缺根弦放火烧山，也是醉了，这家伙横竖不出来和母亲被活活烧死。我觉得吧介子推不算隐士，只能算个忠义之士，还是愚忠，晋文公偏听偏信、不察不明，把人逼上绝路不算个好君主。
历史上被贬的又被重新启用的就更算不得什么隐士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觉得有那么一点无奈;“日啖荔枝三百颗”老觉得老苏咽不下去那口气。刘秀知严光，严光知刘秀，这才是盛世君王隐士的最佳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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