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清史稿记载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史称同治中兴。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
1875年同治帝崩逝，择其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咸丰大统，年号光绪，两宫再度垂帘听政；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又因1884年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开始独掌大权；1889年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1898年，戊戌变法中帝党密谋围园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
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做为新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十月二十二日（阳历11月15日）未时（下午2时左右），在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
一、慈禧的过失：
1.手段残忍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处死。
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相当高压严峻。
2.丧权辱国
慈禧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
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
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
二、慈禧的政绩：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
1.慈禧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
2.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如官制改定、准备立宪、废科举制度、禁止妇女缠足、兴办女学、新学、建设教育事业等；
3.“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最早说这句话，是在庆王奕框正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而不是签订后发布的罪己诏。
“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屈难言之苦衷,”
至于真正的功过是非，我觉得应该留于历史来说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宗病逝，年仅38岁。次日，慈禧太后亦病死。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慈禧生前，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成功地控制着臣僚，无论是满族亲贵，还是汉、蒙等高官权臣，都不敢向她的权力挑战，从而保证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相对稳定。她一死，掩盖着的权力争夺的矛盾，立即公开并尖锐化。这种权力真空，使得清廷内部极不稳定。溥仪即位时只是3岁幼童，病重中的慈禧下懿旨：“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兴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
载沣是溥仪的生父，能力有限，又非权威，面对着派系林立的统治集团和危机四起的末世之象，一筹莫展。能够向摄政王载沣的权力挑战的，在清廷内部，惟袁世凯和奕劻的联合最有势力。鉴于袁世凯势力太大，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都向载沣秘密建议及早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康有为也发出《讨袁檄文》和《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的通电，上书摄政王请求“为先帝报大仇，为国民除大蠹”。奕劻和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清廷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与外国的军事斗争中，开始军事近代化的改革和建设。这使得军事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级给封建王朝的军事集权制一个不小的冲击，而袁世凯在军事力量上的把持尤令摄政王载沣不安。但由于袁世凯势力遍布朝廷和地方害怕一时措置不当，激起事变。于是，载沣只得旨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并贬斥袁的党羽唐绍仪、赵秉钩诸人。在摄政王监国期间，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归集到中央，就成为载沣打击袁世凯势力的又一重要举措。
针对地方督抚控制新军对朝廷不利的局势，他先后将督抚对新军的军官任免权筹饷权、指挥权收归陆军部。又借制定监国摄政王体制礼节“十六条”,明文规定摄政王代皇帝一切权任事宜，统率全国海陆军。还设立军咨处(后改为军咨府),由亲信载涛、敏朗等充任，使之成为凌驾于陆军部之上的军事首脑。
载沣一面削夺督抚的军事实权，一面又决定编练一支亲自控制的禁卫军。为此，除了对袁系人马采取怀柔拉拢的手段外，还多方延揽留学人才，扩建新军，排除北洋军的军事影响。后来袁世凯组建内阁，摄政王的军权被解除，其禁卫军反而被袁世凯所吞并。这种军权的争夺，激化了地方督抚实权派与朝廷的矛盾，使得宣统朝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内忧如此，外患也非常紧迫。日俄战争后日本作为战胜国几乎独占东北三省，沙俄所取得的权益悉被日本拿走。英、法、美、德等也加深经济侵略，大量输出资本，争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投资借贷权等。腐败无能的清朝一味忍让，奴颜婢膝，以图安宁，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在清廷内部分崩离析之际，资产阶级立宪派以日俄战争的结局，一再鼓吹立宪，要求清廷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
宣统元年(1909年),为了应付急剧恶化的形势，清廷不得不公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开始筹备咨议局。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并不满足，先后多次联名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迫于立宪派的请愿和地方督抚上书的压力，清廷又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出于对“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谗然，不可终日”这样危局的忧惧，宣统三年四月清廷组成了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院负责的内阁。内阁的13名成员中，有7人为皇族，皇族内阁立即遭到猛烈的抨击立宪派对此彻底失去信心，清朝已到了穷途末路。随着立宪派的分化组合，危机日益加深，宣统政局一片混乱，清朝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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