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士族集团还未形成,士族的力量还比较小。同时,那个时期的外戚势力也并不强大,汉武帝独掌乾坤。因而,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并不突出。不过,司马迁对外戚明显存在个人偏见,在他的《史记》中,充满了对卫青等外戚势力的鄙视,和对李家祖孙的同情。
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不属于典型的士族与外戚斗争的表现,司马迁的出发点其实很单纯,一是安慰汉武帝,二是希望保住李陵。
但对李陵寄予厚望的汉武帝,显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光是看到了司马迁的个人私心,没理解司马迁的话,有正面的意义。冲动之下的决定,给司马迁个人带来极大痛苦。
西汉时期的士族与外戚势力
士族春秋以来就有,儒家士族阶层是汉武帝以来才逐渐形成的一个群体。到了西汉末年,这个群体逐步集团化,到东汉时期,形成了庞大的豪门氏族集团,即所谓的门阀集团。
司马迁是《公羊春秋》派儒家学者,是西汉中期的士族代表。不过,汉武帝时期,儒家士族刚刚走向历史前台,势力并不强大,政治矛盾的主体,还集中在儒学与百家之学的斗争。
外戚势力自西汉开国就存在,不过外戚势力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更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外戚势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偏好,以及外戚个人的实力。
汉武帝创立的内朝官制,为外戚集团的形成,以及外戚执政奠定了基础。汉宣帝因为自身的特殊原因,大力扶植外戚势力,并依靠外戚势力打倒了霍氏集团。
到了汉元帝、汉成帝,外戚成长为帝国核心力量。到这个时期,士族阶层完成了治国思想的一统天下,急于走向政权最高层的他们,在集团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外戚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
司马迁作为士族代表人物,与卫青、李广利等外戚势力有矛盾,但总的来说不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个独裁者,无论外戚还是士族,在他的手下,都没有形成派系的土壤。
所以,个人认为,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跟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关系不大。
司马迁为何替李陵辩解
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俩是好友,他的理由有三条:
其一,李陵以五千步兵,力敌匈奴八万骑兵,杀敌过万,若不是叛徒出卖和孤立无援,这场战役就是彪炳史册的奇迹。即便最终只有四百人突围,从过程来看,这场战斗也算不上失败,匈奴人的损失要比大汉惨痛得多!
其二,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他一定不是真心投降,将来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回来继续为大汉服务。
其三,李陵是无双国士,未来对国家的作用巨大,应该对他无奈的选择予以包容。
司马迁在为李陵辩解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安慰汉武帝,您没必要为这次战斗上火,其实战场战斗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匈奴。
司马迁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至少第一条理由是成立的,李陵所率部队为步兵,不光人数少,步兵对骑兵,在力量如此悬殊之下,连匈奴单于都想打退堂鼓了,还不算胜利吗?
况且李陵的部队是策应,不是主力,也就是说,即便他全军覆没,也没有战略失败的责任。
把李陵比成无双国士,应该也没太大问题,李陵的才华汉武帝是承认的,认为他有祖父李广的风范。至少,在汉武帝心目中,李陵是未来可期的青年才俊。
至于李陵是真心投降,还是假意投降,这个不大好说。从李陵后来的自我表白看,他是假投降,但没有结果证实。
但司马迁忽略了汉武帝的一个最重要感受,正是这一点,差点要了司马迁的命!
汉武帝听出了杂音
其实,汉武帝根本没在意,李陵胜利还是失败,他更在意主力军团李广利的战果,恰恰李广利这次军事行动失利了!
汉武帝的恼火就在这里!自打霍去病和卫青去世后,汉军缺少能够统兵的大将之才。基于对卫青和霍去病培养的自信,他把目光投向了李广利。
假如李广利能成为第二个卫青,对汉武帝来说意义重大,不光汉军有了主心骨,也可以乘机打压一下卫氏旧部,甚至借机敲打敲打太子刘据。
汉武帝此时对李夫人正是热乎劲头上,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又能成为第二个卫青,对汉武帝来说,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以李广利不遂人愿,这个时候司马迁不合时宜地说李陵没有失败,反而有功,你让李广利何以自容?让汉武帝面子搁哪里?
假如李陵战死,汉武帝无话可说,事实上,一开始汉武帝确实以为李陵战死了,都已经对李家给予了抚恤。偏偏李陵投降了,这无疑又抽了汉武帝一记耳光。
李广利失败让汉武帝很没面子,李陵投降让他怒火中烧,司马迁在不能把握汉武帝心理的情况下,又不合时宜地替李陵辩解。本来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人关系无人不知,这个时候他的辩解,让汉武帝对他恶从胆边生,一声令下司马迁被投入死牢!
司马迁的骨鲠之气是怎样炼成的
一般来说,历史记述需要客观公正,不允许掺杂个人感情,但《史记》却反其道而行之,司马迁包含个人情感色彩的史笔,将《史记》打造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
我们透过史书中人物的描写,看到了一个充满骨鲠之气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也将他的个人气质,输入到了每一位主人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
那里有爱有恨,有快乐有悲伤,有悲欢有离合,满满的都是司马迁倾注的血泪!
司马迁的血泪就源自于汉武帝所赐,因为李陵事件他被判死刑,自己又没钱赎罪,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士族阶层最为不耻的生活方式——接受宫刑!
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的眼中,气节大于生命,完成《史记》又大于气节。为了气节抛弃生命,导致不能完成《史记》就是轻如鸿毛!所以他选择了忍辱偷生。
汉武帝的冷酷无情,给了司马迁一个痛苦的人生经历,又使他炼狱重生!《史记》由此诞生!司马迁个人的不幸,却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大幸!
难怪司马迁对外戚势力充满鄙视,国士无双的李陵享受不到皇帝的恩泽,像他这样的士族们甚至没有公平待遇,偏偏李广利这样的草包,因为裙带关系,封侯拜将,他们难道不该受到鄙视吗?
天汉二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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