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变革是媒介发展新的推动力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面临著巨大变革，就东部地区而言，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广度与深度可谓是前所未有，而西部地区的农村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大环境中同样也在不断加快著改革前行的步伐。农村地区这种加速度式的发展为我国当代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农村变革已成为媒介发展新的推动力––这是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吴文虎教授对珠江三角洲这一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及传媒发展进行了实证考察，并认为，农村城市化为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媒介生态环境、发展资源和社会需求等各方面的条件，这是大众传媒群落足以形成的基础和动因，而大众传媒群落的崛起又是城市化产生和逐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著明显的互动关系。城市带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为大众传媒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属於农村经济范畴的众多城镇企业，可以为大众传媒的融资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本，并为大众传媒提供越来越多的广告而增添其经济支柱的实力，城镇企业职工同时还是大众传媒有雄厚实力的受众群体。据此可以初步认定，我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可以促进我国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较为发达的地区的传媒发展的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在《城镇化：涉农传媒必须面对的潮流》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标志性变化之一，就是城镇化趋势的加剧，而在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中国实施城镇化的重点，这是一切新闻传媒，尤其是涉农传媒必须面对的潮流，也是其发展的一次机遇。城镇不断增加的信息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是涉农传媒发展的强有力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持，它们为涉农传媒提供了最广大的市场和发展平台。童兵教授同时也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出现了以都市“新移民”、农村和城市人口互流的新现像与新趋势，这既为涉农传媒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受众资源流失、信息消费能力的衰减等方面，涉农传媒必须扬长避短，必须冷静地面对新的生存环境而设计新的生存方式，去争取和开发新的传播对像和发展资源。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方晓红教授在会上做了《农村的变革与大众媒介发展的互动关系》的主题发言。这一发言建立在对江苏农村及部分中心城市受众的四次抽样调查、走访及实验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调查中获得的十余万个基本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方教授认为，由於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农村阶层的分化，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结构，一元的农民结构层次分解为多元的结构层次。处於新的结构层次中的农村受众，其接触媒介，尤其是印刷媒介的频度在不断提高，其对新闻内容的选择也与传统农民存在很大的不同，表现出更多的传播参与意识。同时，由於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流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阻隔，农业与非农业产生了联系，出现了乡村与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这为以城市受众为主要传播对像的当代传媒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受众与更为多样化的信息需求。此外，由於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市镇不断增加，而这种小城镇有著它自身的特点与需求，其中包括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需求，这也为日益走向分众化的传媒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当前我国农村传播的现状及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通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研究与分析，在主题发言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农村受众是信息传通领域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接收工具的拥有量方面、媒介消费时间方面、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均明显弱於城市受众，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她进一步指出，承认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前提，同时新闻界承担著社会沟通的职责，因此，在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现阶段，更加需要新闻记者为广大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农民代言，让农民了解社会，也要让社会了解农民，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受众处於信息匮乏的状态之中。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当前我国传媒的目标受众往往是都市人群，针对农民进行的信息传播在总量上并不能满足农村受众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在对农村进行传播时没有真正考虑他们的信息需求。在农业产品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单个农民已经无法面对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变化与脉搏，他们比过去更加需要大众传媒真正承担起沟通情况、联系社会的职责与功能。但当前传媒在针对农村进行传播时并没有改变旧的观念与传播方式，所传递的大量信息对於农村受众而言毫无用处，甚至有不少是过时的、错误的信息，对农民产生误导并带来损失，造成农村受众对传媒的不信任，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李良荣教授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应从传者和受者两个方面入手，就传者而言，应切实把握农村受众的需求，提高信息的前瞻性、准确性、针对性与服务性，尽量减少无用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传递，让农民真正从信息中获益；对於受者而言，应在进一步改革农村体制的基础上，增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在传播中的弱势群体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传媒的重视与服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认为，当代大众传媒虽然对农村地区及受众有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充分的、不平衡的，并没有提升农村的文化本质。陈昌凤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大学师生在内蒙古通辽地区、湖南邵东地区及云南省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对传媒接触进行的三次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当代传媒在针对农村进行传播时存在众多误区。传播者在传播诉求上并没有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传播动机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受众在当前传通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越来越居於边缘地位，由此造成了传媒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此外，当前大众传媒在农村地区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娱乐性内容，而其承载的农村发展信息则很不充分，且形式较为单一，由此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知沟”在不断扩大，传统文化受到大众文化的挤压而趋向消失，大众传媒为农村受众不断制造出各种“虚假影像”，阻碍了农村受众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知。 搞好“三农”报道，为农村发展服务 在对当前我国农村传播现状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就传媒如何为农村的发展与现代化服务、为农村受众服务进行了集中探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各级媒体加强“三农”报道已成当务之急，对农村社会服务、农业产业化、农村市场体系等问题，应予以充分关注。在对农村现阶段主要矛盾、新形势下农村政权的稳定等近期媒体关注偏少甚至有意无意回避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之上，各类媒体，尤其是党报，在报道中应有意识设置议程，就农村税费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安全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稳定、劳动力转移、思想文化建设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展开集中报道与讨论，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及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信息服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农村报道面临的紧迫课题有三：一是推动税赋制度的变革，说明城乡税费制度的不合理，促进撤消国家开支自我负担的财税政策；二是加大对农村土地的产权报道，推动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权的平等化，为农民的自由流动提供帮助；三是加强农民权益的报道，给农民一个国民身份，提倡并大力宣传城乡国民权益共享，倡导国民平等，加速居住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就业权、退伍安置权等城市居民普遍享有的权利在农民身上的落实与体现。
我认为，农村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农村交通。交通是与外界沟通的强梁，是参与社会化发展的基石，只有便利的交通，才能使农村走出去、迎进来。只有不断的交换和交流信息，才能使农村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也才能保障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例如：某村大量种植某种经济作物，且该经济作物成熟后的保存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无法销售出去，那么结果只能烂在地里，导致农民一年工作颗粒无收。如果该村不通路，所有的运输只是靠肩挑马驮。这种情况几乎不会有任何收购商愿意上门收购。结果只能是农民血本无归，因为只靠农民自身根本不可能大量的把成熟作物运往外地销售。
第二是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安定的保障，也是当今农村大部分问题的根源。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食有粮，住有房，衣食无忧后才能安心劳动，不给社会安全稳定造成压力。
例如：通过公司加农户模式把农民从单一的，粗旷的农物种植方式里解放出来。承包与返聘用，既解决农民工作问题，又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可以发展多元化经济，利用农闲时节开展副业创收。不断提升农民收入，缩短平复差距。弱化社会矛盾。
第三是农村卫生健康问题。农民扶完就贫，帮过就贫，反反复复就是无法脱贫。
例如：小明家原本收入已经稳定脱贫了。但是小明检查出患有严重疾病，为了给小明治病，家里花光积蓄，外债累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把贫困的帽子牢牢戴上。这就是农村卫生健康问题重要性的表现。因为农民收入单一且极不稳定，属于看天吃饭，抗难性太差。家庭中稍微出现点大问题，贫穷的帽子就摘不掉。
综上所述，我觉得农村最应该关注的是这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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