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已经亡了一个多世纪,可反清的情绪却甚嚣尘上,比辛亥革命时有过之而不及。纵观当前的网络言论,诸如“满清误我三百年”这样的愤慨,已然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心理下,凡是曾经与清朝对抗的或是被清朝残害的,都是大无畏的英雄。孙殿英,便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成了“义士”,甚至备受赞扬。
在清末民初的军阀中,这个绰号为“孙大麻子”的小头目,原本并不起眼。可是,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一次贪婪的盗墓行为,却让孙殿英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人,早年间是豫西一带的土匪头子,也算是小有名气。在武夫当国的时代,握有人马和军火的人物,还是很容易发迹的。1928年,孙殿英的队伍被蒋介石收编,他摇身一变,成了第十二军军长,算是熬出了头。可是,被收编后的孙殿英,过得并不逍遥,因为非嫡系的孙大麻子,在军费和装备方面一向紧张。
孙殿英被收编后不久,曾有盗匪在清东陵一带活动,想进行盗掘,孙殿英奉命前去剿匪。土匪出身的孙殿英,眼里基本没什么纪律和法律,是个一切向“钱”看的主儿。当这样一个人,带着队伍经过清东陵时,悲剧便产生了。
在经过一番谋划后,孙殿英以举行军事演习为由,派人驱离了守墓人员。此后,他又命人对康熙、乾隆和慈禧的三座陵墓动手,想将地宫中的宝藏洗劫一空。不过,由于当时康熙陵地宫渗水严重,未能得手,仅把乾隆和慈禧的两座地宫盗空了。盗墓后的孙殿英,将财物装在马车上堂而皇之地运走,并选取了一些珍宝“上下打点”,以企图开脱罪名,大部分则变卖后用于采买军火和发放军饷。
盗墓事件披露后,国内一片哗然。可是,孙殿英一面忙着找替罪羊和洗脱罪名,一面给自己辩解,声称自己也是“革命者”,是以盗掘清朝帝后陵墓的方式来“革满清的命”。就当时来看,声讨之声是占据主流的,但时至今日,舆论的风向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人开始同情、支持甚至是称赞孙殿英。
显而易见,清东陵大盗孙殿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是国家文物的破坏者。但是,在反清情绪的影响下,有人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些,专注于情感的发泄,认为孙殿英是“革命者”和“大英雄”。更令人费解的是,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则成了众矢之的,网络中几乎一边倒地对其抨击,甚至是鞭挞。
明定陵的发掘,首倡者并非郭沫若,当时包括吴晗在内的某些领导和学者,提出要发掘明代皇陵。结果,一些专家是持反对意见的。只是,当上级决定执行发掘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专家,便毫不犹疑地执行了。从发掘过程来看,整个明定陵的发掘是科学的,也是成功的,只是由于受文物保护技术的影响,有部分文物未能得到妥善的保护。
事实上,明定陵的悲剧,并非是考古工作的失误,而是后期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运动造成的。说白了,文物的损失,是人为打砸造成的,并不该将其推卸给某个人。不过,近年来某些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过度渲染,不负责任地向专家泼脏水,在民众间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当前网络中盛赞孙殿英而鞭挞郭沫若,已经见怪不怪,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深究起来,这种局面的产生,还是我们不甚了解历史,对考古和文物太过陌生,一切从娱乐信息和无良网文出发,以至于人云亦云,对盗墓贼大加赞赏,反倒对专家学者一味诋毁。
同情孙殿英的,十分不能理解,而指责郭沫若的,确实有一定原因。
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纯粹是为了贪图陵墓之中的财宝,并不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说的为了民族大义。这次盗掘在当时就遭到了社会人士的一致批评。
孙殿英对清东陵的觊觎并不是突然兴起,而是早有此心。如果按照一些网友所说,孙殿英是为了报复腐朽的满清统治者,那这可是一件光彩的事儿啊,应该光明正大地干啊!可是为何孙殿英偷偷摸摸,打着军事演习的旗号来盗墓呢?为何事发之后,也就是1928年8月6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文,对孙殿英的这一行为表示批判,并且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其进行审判呢?
这一切都反映出人心所向。
遗憾的是,孙殿英通过向蒋介石、何应钦、宋子文等人行贿,竟然躲过了法庭的审判,没有承担任何的后果。现在看来,也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有些网友的思想过于狭隘,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自己心里瞧不上清朝,便要否定它的一切,干脆连东陵大盗也视为“民族英雄”,这是混淆黑白、不明事理的表现啊。
接下来说说郭沫若。
在这里首先插播一点,很多人都说,郭沫若先生是一位考古学家。实际上,很多考古人并不这么认为,答主同样如此。
一般来说,考古是一门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的学问,考古学家必须能够亲自从事考古发掘。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郭沫若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考古学专业训练,也没有亲自己参与过科学考古发掘。尽管郭老在历史学、古文字学方面有着非凡的造诣,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而不能说他是考古学家。
明定陵发掘始末,网上都可以找到很多信息,其他答主也说了不少,不再重复。总之,最初郭沫若、吴晗等人想要发掘的是长陵,跟他想要让《永乐大典》重见天日有很大的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
(吴晗上书请示发掘长陵的手稿)
很多网友不太了解的是,对于这次行动,时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以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都是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当时考古工作者还缺乏经验,有可能造成破坏。
两方意见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后来周总理批准了折中的方案,放弃发掘规模宏大长陵,改挖定陵。
后来的事儿, 很多人也知道了。定陵考古发掘本身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由于当年的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一些有机质文物在出土之后逐渐朽坏,再后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万历皇帝的尸骨也惨遭破坏。
也正因为此,后来国家就制定了原则,不得主动发掘帝王陵墓。实际上,要是早听夏鼐、郑振铎的意见,何来这场悲剧呢?
由于定陵发掘的破坏,以及很多人对郭沫若私德的不满,一些人就开始全面否定郭沫若先生。但是答主认为,这同样是很不理智的。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学问,就不要把私德掺入。同样地,若论私德,就不要考虑学问。
单纯就学术能力和成果而言,郭老无疑是站在那个时代前列的。而定陵考古,除了经验教训,也的确让人们得以看到珍贵的明代文物、了解到明代皇陵结构,不能说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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