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死后第二天，乾隆所下的一道谕旨。
谕旨全文如下：
上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修炼炉火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钦此。
大意是：我爸爸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王定乾这些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其实，我爸爸内心根本不信这些炼丹者的话，他只是想要看看他们怎么闹腾，将之作为一种消遣，从来不曾信过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也不曾吃过他们炼出来的任何一粒丹药。这一点，我爸爸生前多次对我谈起过。现在，我把张太虚、王定乾这些人从圆明园驱赶出去，勒令他们各回原籍。这些家伙平日就不安分，到处骗人，违法乱纪，我爸爸早有洞察。如今只被驱逐，已是我皇家对他们的莫大恩德。假如这几个家伙因为在内廷待过几年，出去后胆敢捏造关于我爸爸的言行，哪怕只有一句话一个字，也决不轻饶，立即正法。
图：《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第2册》所收录的乾隆驱逐张太虚等道士谕旨
这是一道欲盖弥彰的谕旨。
雍正系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此节可由张廷玉《自定年谱》获证。在这种措手不及、万事待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死亡的次日，竟然会腾出手来优先处理安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显示这两个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的关系非比寻常。
谕旨如此这般强调雍正从不相信炼丹之说、从不吃道士们炼出来的丹药，而且生前就已洞悉这些道士的种种骗人伎俩，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乾隆不得不这样处理。
因为其父热衷炼丹、常年吞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之事。他必须用这样一道谕旨，来为雍正之死的舆论定下基调——那些关于雍正不信炼丹、不吃丹药的结论，那些胆敢捏造一字一句决不轻饶的威胁，既是说给张太虚、王定乾这些道士听的，也是说给清帝国所有大小臣民听的。
也正因为需要如此处理，张太虚与王定乾这些道士，才得以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乾隆不杀圆明园的道士，很显然是希望以此举来“证明”雍正并非死于丹药中毒。
图：雍正道装行乐图
其实，早在皇子时代，雍正即已与道士往来密切，认为道士可以帮助自己算出天命。登基之后，对道士的礼遇更甚，曾拨款一万余两修筑龙虎山道观，并为之置办香火田三千余亩。
雍正服用丹药之事，至晚始于雍正四年。这一年，史料记载他经常服用一种由道士炼制的叫做“既济丹”的药丸。
“既济丹”是一种号称能够补益元气、壮阳固本的药。据南宋医术《卫生家宝方》的记载，这种药专治“白浊遗精，虚败肾气，虚不摄精”，其成分中包含有毒的朱砂等物。
雍正曾将此药赐了一瓶给亲信鄂尔泰，鄂尔泰称自己特别择吉日服用了这种药丸，“大有功效”，雍正在批复中写道：“此方实佳，……仍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由该批复来看，单凭“既济丹”，似乎还不足以满足胤禛的需求，他在服用“既济丹”时，还服用了另一种用人尿炼制出来的春药“秋石”——雍正既然建议鄂尔泰服用“既济丹”时用“秋石”做药引，自然是他自己也正在这样做。
图：雍正圆明园深柳读书堂所挂“十二美人图”之“消夏赏蝶”
除了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亲信，都曾得到过雍正赏赐的“既济丹”。雍正自己更是无日不服此药。
雍正十年十月，田文镜上折感谢皇帝赐予“既济丹”，皇帝在朱批中写道：“既济丹，朕现今日服无间”——我现在天天吃。雍正十一年七月，他又在田文镜奏折上朱批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放心吃吧，这是有益无害的好药，朕天天吃，最了解。
雍正还对田文镜说：“朕知道你年已七十，仍希望你多生儿子唷。”
图：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
雍正长期服用“既济丹”与“秋石”，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与其父康熙、其子乾隆不同，雍正毕生信奉“密折治国”。
清代的“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时代，但康熙朝有资格向皇帝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登基后，将“密折制度”上升为维系统治的核心手段，获准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密折汇报的内容不限于本职本地，不需要真凭实据，可随时风闻入告。
简单说来，雍正的“密折治国”，就是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到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除皇帝之外，全国所有中高层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都不被允许知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又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认为，通过这种手段，自己安坐紫禁城，就可以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的种种动态，全部掌控在手。
这种手段，是否真的能够让雍正有效掌控官僚集团的动态，姑且不论。明确可以知晓的是，为了维系“密折制度”的正常运转，雍正需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史书中说他极为勤政，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并非虚言——以一人之力单线联系数百上千名间谍，阅读、比对、甄别他们送来的报告，进而判断报告内容的真伪，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雍正需要号称能够补益元气、壮阳固本“既济丹”。
图：雍正御批，大骂江南总督范时绎送来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负担，真是“岂有此理！
然而，长期吃这种有毒的丹药，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雍正七年，皇帝终于开始感觉到身体严重不适。他指示陕西总督岳钟琪，去终南山秘密寻访一位外号“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道之人，岳回复称此人是个疯子，并无道行。同年，怡亲王允祥向雍正推荐了白云观的道士贾士芳，说他“精通医术”，但雍正召见之后不满意，没有留用。
雍正寻访道士的核心目的，是想要获得“养生之术”，来解决自己身体上的病痛——他从不认为问题出在“既济丹”上。
图：雍正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内中有一装有仙丹的葫芦
雍正八年，皇帝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惊悸之下，他指示四川巡抚宪德，去秘密寻找一个叫做“龚伦”的人物，寻到之后必须切实礼遇，从速送来京城，不可使他人知晓。因为雍正听说这个龚伦年已九十，但“善养生，强健如少壮，86岁犹有妾生子，精于黄术”，在民间有“龚仙人”之称。让他失望的是，四川巡抚回复称龚伦已经死了。不死心的雍正，又在密折中下达指示，要四川巡抚去“婉转开示”龚伦的儿子，也许他儿子懂得龚伦的养身秘术。龚伦的儿子倒也不傻，一口咬定自己不懂什么秘术。
大约同期，雍正还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下达密旨，要他们留心访问“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可以是道士，也可以是俗家，只要听说有这种人，就好好礼遇开导，将之送到京城来，“朕有用处”，即便送错了，送来的人并无真实本领，“朕亦不怪也”。
简而言之，为了找到能够解决自己的身体病痛、并传授“养生之术”的高人，雍正进行了一场秘密的全国大撒网。
撒网的结果，是道士贾士芳再次被推荐给了雍正。
雍正八年七月，倒霉的贾士芳第二次进宫，对皇帝施以“按摩之术”与“密咒之法”。
或许是按摩舒缓了疼痛，也可能是符咒产生了某种安慰剂效应，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雍正在给亲信李卫的密折里说自己“已全愈矣”——我已经全好了，“皆得卿所荐贾文儒之力之所致”——全是你推荐的贾士芳的功劳。
但是，舒缓疼痛也罢，安慰剂效应也好，并不等同于真的有治疗效果。雍正很快就发现了疼痛与不适犹在。他启动了自己无与伦比的疑心病，认定是贾士芳在其中捣鬼，对自己施以“养病自重”之术：
“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贾士芳的人生大起大落。进宫第一个月大获圣宠，第二月则被砍掉了脑袋。
图：《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第2册》收录的雍正处置贾士芳亲属的谕旨
雍正八年九月，贾士芳被杀，皇帝的身体却并未好转——因为他仍在坚持每天吃“既济丸”之类的东西。
进入十月份，皇帝开始认定问题出在“余邪缠扰”，即贾士芳的邪术仍在起作用。他转向求助于江西龙虎山出身的道士娄近垣，开始在皇宫之中大造“斗坛”。据统计，自雍正八年十月中旬，至雍正九年四月，宫内宫外共计建造了七座大型“斗坛”。
“斗坛”供奉的“斗母”，是道教中的一位女神。其特征是坐着“祥云七猪辇”——有祥云缭绕的七头猪拉的车。该神负责人的魂魄与七窍，主掌着治病的神药。
图：以七猪祥云为座驾的斗母像
娄近垣用拜斗母和喝符水给雍正治病，似乎也起到了某种安慰剂作用。按雍正自己的说法，在娄近垣的帮助下，贾士芳的邪术已“焕然冰释”。
图：清人焦秉贞所绘娄近垣为雍正礼斗祛病图（部分）
这种“焕然冰释”的假象，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到了雍正十年年中，皇帝发现的自己身体依旧没有好转，他不再相信斗母，下令拆除了各处斗坛。
因丹药而中毒的雍正，决定用丹药来治疗自己。
事实上，在寻求贾士芳、娄近垣这些人的帮助的同时，雍正从未停止过炼丹，圆明园是他炼丹的核心场所。比如，雍正八年六月，作为炼丹的准备工作，他下旨使用矿砂在圆明园铸造了一个用于“蒸地黄”的铅球罐；十月份，在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的指导下，圆明园开始烧炭化银，正式炼丹——可以想见，长期用铅球罐子蒸地黄，再将地黄炼进丹里给雍正吃，时间久了必然是要铅中毒的。
对娄近垣的“斗母”丧失信心之后，雍正在炼丹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三，他下旨在自己睡觉的寝宫养心殿内，安置起八卦炉一座，并命人弄来铅条五根。同期，在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的主持下，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炼丹炉也熊熊地烧了起来——从雍正十一年八月到十二月，四个月的时间里，深柳读书堂的炼丹炉消耗掉了4万斤煤、1千斤炭、90斤红铜、62根铁条，100斤硫磺，330两白银。
除了深柳读书堂，圆明园头所、二所、四所、六所、紫碧山房、接秀山房、秀清村等地，也都架起了炼丹炉。
圆明园里炼出来的丹药，雍正不但自己吃，还时常赐给大臣将领。比如，雍正十二年三月，他命人从圆明园拿了“丹药四匣”，分别赐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将穆登、提督樊廷，谕旨内称“此药不拘时服，唾津送下，诸物不忌”。当时，查郎阿等人尚在西部前线，大约是雍正吃了新炼出来的丹药，有龙精虎猛之感，所以想着给这几位前线主将送去，希望他们吃了之后也龙精虎猛，有助于前线战事。
查郎阿等人收到丹药之后，上奏谢恩，称得了皇帝的宝丹之后，“精神充足，颈骨坚强，不知鞍马之劳”。至于他们有没有将丹药真的吃掉，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知道的是，虽然自唐宋而下，知识界对炼丹一事有相当多的批判，但自始至终，雍正朝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敢于劝谏皇帝不要继续服食丹药；相反，当收到雍正赐下的丹药时，他们无一不在高呼“圣恩优渥”。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了圆明园。
十二天之后，雍正在圆明园内暴毙身亡。
他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毒死了。
相比正史的波澜不惊，人们更喜欢野史的曲折离奇，因为这更有谈资，更有炫耀的资本，可以让听者伸着脖子瞪大眼睛期待着你后面的讲解，听者以后也有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所以离奇的野史往往比正史更具有传诵力。
回归正题，本人觉得雍正皇帝是寿终正寝而非暴毙而亡。雍正皇帝是历史书少有的勤政的皇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工作狂，忧国忧民的皇帝往往就心里有事，心情也好不到哪去，身体慢慢也就垮了。
如果可以，他应该跟他儿子乾隆皇帝学习，写写诗，出出巡，生生娃，皇帝当得好不自在，成为历史上数得上的长寿皇帝。
至于野史中对雍正皇帝的贬低，据传是八爷在夺嫡之争中失利后，全家被贬去荒蛮之地的过程中沿途散播的谣言，什么“血滴子”、“传位于”、“吕四娘”等等自然是说书艺人们极好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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