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思想只是其中之一，余秋雨先生分析中华文化延续不断的原因有八大方面，我认为有说服力，借以回答。
第一因：地大人多。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样文化的能量。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辽阔的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为多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人将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先秦时期，人口就有2000多万；西汉末年，6000万；唐朝，8000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2亿；清道光年间，达到4亿......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之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型：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具有一种天热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而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夏收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这就是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素质。中国虽然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期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中华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也就避免了被别人毁灭的报复。
第三因：力求统一。统一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主调，远远超过历史分裂的暴力。德国学者麦克斯.韦伯，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中华文明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要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而且是难以反驳的理由。秦始皇的“大一统”，看似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为，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而且时间一长，广大民众对于统一的命题，也就从服从走向适应，最后沉淀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即“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使得中华文化整体不易溃散。
第四因：惯于有序。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具有“秩序归向”，而不是现在频频在远方的“举止脱序”。古代，当巴比伦人抬头在研究天文学和数学的时候，当埃及人在墓道里刻画生死图景的时候，当印度人在山间洞窟苦修的时候，中国人却花费极大精力在排练维系秩序的礼仪。孔子奔波大半辈子，主要目的也想恢复周礼，重建秩序。多少年下来，从朝廷到家庭，从祭祀到节庆，处处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也只有中国人把秩序的建设作为生涯要务。其他文明都因失序而败亡，唯中国，明确秩序成为社会经纬，结果，中华文化也因为有序而延寿。
秩序，对外，是礼仪分际；对内，是心理程式。内外相加，组成一种明晰有度的生命节奏，一种可视可依的立体结构。有了秩序，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了前后左右、上下尊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无序所带来的巨大伤害。秩序，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一种必须时时顾盼周际的不自由，一种蜷曲于种种规则中的不舒畅，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无序，初看是一种解脱，其实是一种恐怖，如各种“群体踩踏事件”，就会明白从无序到恐怖的必然逻辑。儒家认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先建立心中的秩序，进而把“齐家”的计划直接推向“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了。于是一个以“私人空间秩序”比照“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其预想结果是“家国同构”。由于家庭秩序、血亲秩序是坚韧的、明确的，可长期持续的，这也使得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变得坚韧、明确，可续了。千年未溃的中国秩序，就是这么存在的。但中国儒家习惯把朝廷视为天下，结果，公共空间的问题看似包括了却始终被排除在外了，相反后来的欧洲解决得更好，中国旅游者在国外“举止脱序”也与此有关。
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
第五因：简易思维。长寿的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肥肠满，大腹便便。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抓住了命脉，即“人文”，《周易》说：“关乎人文异化成天下”。因此，对鬼神传说，敬而远之；对万物珍奇，疏而避之；对高论玄谈，笑而过之。典籍之首，数《周易》。这个“易”字，第一则含义是“简易”，第二个含义是“变易”；连在一起，就是以“简易”的方式研究“变易”和“不易”。诸子百家之首，数老子，全部著作只有5000字，从内容到形式就倡导“极简主义”。最有名的孔子，传世著作《论语》，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在根子上，中华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使得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国威胁论”，一半来自不了解中国的政客，一半来自中国自己的不传播。
第六因：以德为帜。中华文化始终崇德。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课件，早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哲人已经触及了德、智之间的艰难选择。当代有人分析，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智性文化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了科学思维，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智性文化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虽然令人称道，却在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带有道德瑕疵的成功。是很难维持的。
第七因：中庸为轴。中庸最简单的解释，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也是指普通的延续态。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往浅里说，这是一种办事方式，寻找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可行的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路；往深里说，这是一种可惜的弹性哲学，一种灵活的松软状态，一种平静的两相妥协。一种灰色的世俗宽厚。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相比极端主义，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这是全民数千年的集体选择，进而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中庸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文化本能。这也与农耕文明有关。孔子把中庸说成是最高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第八因：特殊门径。科举制度，中华文化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选拔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统一标准、统一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逐代选拔，中华文化有序延续、有效延续；全民动员，强化了文化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屡败屡考，终身应试，提高社会安全系数；儒家经典接力负载，生气勃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八股模式”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而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作弊造假案件，直击吏治命脉和文化命脉。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成为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
前四点，是中华文化紧贴大地的宏观选择；后四点，是靠近文化的本义。
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一个“德”字，有德多助，无德推翻。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德”的最佳诠释，是为社会主义量身定制的最科学的思想体系。
儒家敢提出君纲，就是最亮的点！有为君、为臣、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子……都有定义，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天下太平。其实这些就是把老子的“德”具体化了。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行？因为他们没有君纲，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只能凭自己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行事，结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放异彩？社会主义讲究的是计划统筹，而德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此特征正好相辅相成，因此儒家思想对德的诠释功不可没。
中华民族也因此拥有了整体生命力，引导君主施德政，推翻无德的统治，人心思德，民族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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