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和洛阳是古代中国建都朝代最多、最为著名的两大古都,古时称之为两京。长安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个朝代在此建都:西周、秦、西汉、新、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而洛阳在建都朝代数量上也差不多,共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之后)、隋(炀帝)、唐(包括武周)、后梁、后唐等十三个朝代之多。如果对以上这些朝代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莽时期全国分崩离析,群雄并起,统一名存实亡。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期间山东地区限于混战,五年后,献帝出长安东走,长安已化作一片焦土。西晋末年,洛阳被十六国之一的刘汉攻陷,晋愍帝即位于长安,三年后西晋即彻底灭亡。以上两个时期,都可以看作原先建都于洛阳的政权避难长安、苟延残喘,所以持续时间很短,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王朝。洛阳,统一的全国性政权为东汉,和隋唐的一部分时期,其中隋大部分时间政治中心在东都洛阳,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在古代中国,决定一个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首先,笔者从自然条件分析长安和洛阳建都各自的优势。长安地处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交通便利上洛阳占有优势。而长安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并且,西汉、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时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秦汉时期,观众就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该地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但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最后,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到了唐朝,长安城达到鼎盛,但关中却常闹饥荒,粮食已经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
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山东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前面已经提到,隋唐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脱节。当时主要粮食产区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和江淮一带,京都的粮食严重依赖两地的转运。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门峡一带,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
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的都城。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两京之间频繁变迁。但是,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洛阳位于四战之地,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所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又从洛阳迁至开封,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在大运河改道后,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北宋初年,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再迁至长安,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开封集中全国一半的禁军,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迁都只好作罢。在古代社会后期,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边患取代,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东移,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于边防,例如明朝定都于北京。这使得长安和洛阳永远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格。 除了这些因素外,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决定定都地点的因素。西周定都镐京,关中时周族的发源地,十分适合他们的农耕经济,周成王时修筑洛邑为陪都,号成周,是为了了监视和震慑商朝的移民,控制东方领地。秦朝统一后,沿用了原先的首都,国祚短暂,未能来得及考虑都城迁移的问题。西汉最初定都于洛阳,后娄敬进谏,力陈关中的险要和富庶。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除了以上原因,还因为在东方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国,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东汉光武帝起兵于河北,南下攻取洛阳后再四面出击,平定天下,刘秀的功臣勋贵大都为南阳豪强,东汉政权依赖于豪强的支持,洛阳也位于他们的根据地。但东汉仍把长安视作东都,大多数皇帝每年都必须渠长安拜谒祖宗陵寝。但东汉时期,长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羌人叛乱至东汉灭亡仍未彻底镇压下去,三辅一带成为内迁戎狄的居住地,到五胡乱华的时期,关中胡人与汉人的比例已经失衡。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东的要地——邺城,到曹丕即位时,选择已废弃多年的洛阳为都城,主要时因为洛阳靠近南方,便于对吴国用兵。前秦由氐族建立,氐族长期居住于川陕陇交界一带,在关中也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前秦定都长安也与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关。北魏孝文帝南迁,目的地也是有邺城改为洛阳,同样有洛阳位置靠南,便于对南朝用兵。并且,洛阳作为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古都,在汉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归属感。定都洛阳,北魏既能有效拉拢汉族,又可以以中华的正统自居,显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决心。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出身关陇军功贵族,关中是他们传统的根据地。唐朝建立初始,就有关陇士族、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争斗。武则天大力任用出身山东的官吏,打压关陇士族,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避免受到牵制。
所以,整体上看,长安的优势在于地形,洛阳的优势在于交通。建都于长安的典型性朝代,如西汉、唐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王朝。长安地处西北,位于与草原民族征战的前线。定都长安也成为外向型朝代的标志。而洛阳,地处中原正中,易于控制东部平原及各路诸侯。所以西安和洛阳称为中国古代的东西两京。两城建都时间都差不多。仅此两城尽可体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建国皇帝都需要选择一个都城,而遍观整个中国史,都城大部分都在这两个地方,洛阳和长安。
定都西安,黄淮海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平原丰富的物产,因三门峡险峻的河道漕运不畅不能为朝庭有效利用,而定都洛阳,黄河洛河漕运便利,能养活朝庭及庞大的军队民众,所以西汉以后各朝代多定都中原皆由此因也。
西汉虽定都长安,但其实刘邦并不想在长安,刘邦想在定都洛阳干一番事业,最后娄敬提的建议,才改为长安。西安太偏了,只是在古代相对更安全些。随着冷兵器的时代过去,西安的关中优势不复存在。洛阳的位置放到现在还是很有优势,河南本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中心
洛阳位置在中心,依山傍水,是个建都处。但从安全角度讲不如长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关中必被抛弃,洛阳也被抛弃,开封也败下阵来,为什么呢?第一,想想我们的新首都北京,缺水,掉河北的水,不够,然后武汉的水北上,民以食为天,首都嘛,肯定人多,吃喝嘛,消耗大,如果一个城市的资源逐渐枯竭,那如何供养首都?第二,国防安全,古代的威胁主要是北方,随着边缘地区的被开发,中国的“体量”变大了,身体壮实了,都城当然建在要害处,燕山脚下自然被重视。
盛世居洛阳,乱世居长安。太平盛世适合建都洛阳,因为地处中原交通便利,适合管理国家。如果时逢乱世建都长安更合适,因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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