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面对不断逼近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南迁南京对于当时明朝的统治者崇祯皇帝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此时明朝的京畿地区，甚至包括整个北方地区，经历了多年的战乱，早已是一片凋敝。
自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开始，清朝的八旗军队先后五次越过长城，深入北方地区进行劫掠，使得北方人口损失千万，牲畜、财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所到之处，也基本是荒芜一片。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北方地区土地荒芜、经济崩溃、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俨然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上的“负担”。
所以，崇祯南迁，客观上来说，是丢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和行政管理的“包袱”。
与此同时，明朝还可以就此摆脱“多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当时的明朝北方地区，始终处于清朝以及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夹击中，这就使得崇祯皇帝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兵力上，都面临这巨大的消耗和负担。所以放弃北方的一片“糜烂”之地，就能从多线作战的不利境地的抽身出来，进而使得清朝、李自成、张献忠相互直面，进而为争夺北方地区而大打出手，自己则可以“左手渔翁之利”，同时可以获取大量的战略缓冲空间，进而休养生息，赢得恢复和发展的时间。
对于崇祯来说还有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明朝在南京的一整套行政统治的“备份系统”，可以使得国家的管制可以无缝对接。
当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的同时，保留了南京的所有国家行政部门，并且北京有的衙门和职务，南京这面也都有。所以即便是不带朝中一名大臣，只有崇祯只身一人前往，也能快速的建立统治。
而更为关键的一点，如果崇祯南迁，或者说崇祯自己不来，能让自己的太子或者皇子南迁南京，那么南明王朝统治“合法性”争论的悲剧也就不会上演。
南明弘光政权之所以倒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成为最为主要的原因。
弘光政权时期“南渡三案”的出现，就是对于弘光皇帝合法性的最大质疑，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左良玉、左梦庚的叛乱以及投降。而后来的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的相互倾轧，争夺的也是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正式因为有着“合法性”的争论，导致了南明内部不仅不能集中力量抵抗清军南下，甚至出现了自相残杀的局面，而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清军非常轻易的就打下了整个南方地区，南明小朝廷也在不断的争斗与内耗中就此顷刻间覆亡了。
所以，如果崇祯本人或者其直系的皇族血脉能够南迁到南京，很有可能延长大明王朝的存续时间，或者形成南北对着，甚至能够北伐恢复疆土，然而这一切却毁在了崇祯皇帝刚愎自用且不愿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上。
李明睿劝谏崇祯皇帝南迁，险些成为第二个“陈新甲”。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朝的皇太极在打赢了“松锦大战”后主动与崇祯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一些列并不算“苛刻”的停战条件。此时原本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下秘密进行的，然而由于陈新甲家中下人的失误，将原本密奏崇祯的文件直接交到了内阁，使得朝堂上下一篇哗然，纷纷指责陈新甲的“和谈投降”行为。此时的崇祯皇帝竟然翻脸不如认账，将所有的罪名全部推卸到了陈新甲身上，而陈新甲就此成为了崇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牺牲品。
李自成刚刚起兵进攻北京的时候，李明睿就劝谏崇祯皇帝皇帝南迁。
他不仅为崇祯皇帝分析了利弊，并且还为崇祯皇帝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和方式，这便是仿照宋徽宗假道镇江拜佛祈福，进而逃离东京的方式，假借前往山东拜祭孔子为名，离开北京达到山东，再由史可法带领南方的军对接应崇祯已完成南迁。
同时李明睿还提议，为了让整个南迁的方案不经过廷议，不走户部费用，建议由崇祯自己出钱。
然而这就触动了崇祯皇帝最为敏感的两根神经：其一，崇祯皇帝在经费上历来“抠门”，不仅仅是他不想出这个钱，更是确实也没有太充足的费用了；其二，便是崇祯皇帝并不想由自己将这个方案提出，进而背上“逃跑”的骂名。
于是，崇祯皇帝还是将此方案放在了朝堂上审议，他不断地暗示朝臣劝谏他南迁，可是所有的朝臣几乎都要他本着“君王死社稷”的理念，死守北京。
此时的崇祯皇帝又一次全部的责任推卸在了李明睿身上，而南迁南京的事情也就此搁浅。
李建泰第二次劝谏崇祯南迁，但依旧为崇祯皇帝否决。
当李自成已经打到了保定，由李建泰向崇祯皇帝提出南迁南京建议，并且提出了让太子前往南京的想法。
此时的李建泰正在率领着崇祯皇帝砸锅卖铁拼凑出来的最后军队在保定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李建泰也知道现在是根本无法抵抗大顺农民军，于是李建泰在被俘前向崇祯皇帝上疏说：
“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李建泰的意思是，崇祯皇帝可以“君王死社稷”，但是可以把太子和其他皇子们送到南京，保存皇族的血脉。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堂上部分官员的认同，李明睿则再次劝谏崇祯尽快南迁，但是此时的崇祯并没有表态，而是继续在朝堂上询问朝臣的意见：
“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联将何往？又功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此时崇祯的想法是，希望大臣们不仅劝谏应该把太子以及一众皇子送到南京，更是要极力的劝谏他应该南迁南京，尽管当时陆路已经被李自成截断，但是已经可以通过从天津走海路前往南京。
然而，朝臣们再一次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之声，不仅声讨李明睿、李建泰等人，还极力反对崇祯南下，特别是以光时亨、陈演等人更是以唐睿宗和唐肃宗的例子，也反对将太子等人送到南京。
就这样，在朝臣激烈的反对声中，崇祯自然是没有魄力去承担这份责任，于是在其主动放弃南迁的同时，也没有将太子及其他皇子送到南京。
据说，当天退朝之后的崇祯非常的气愤，不仅是一个人捶胸顿足，还一怒之下掀翻了桌案，足可见其的恼怒与愤恨，然而这并不能怪朝臣，要怪只能怪崇祯，如果不是他刚愎自用且不愿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也不会有如此局面，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一次次“坑苦”自己的朝臣，包括陈新甲，以及后来的孙传庭、李明睿、李建泰等人，也不会让朝臣对其是如此的忌惮而又极度的反感。
最终北京城破，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包括太子在内的所有皇子皆成为了李自成的俘虏，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崇祯性格弱点的牺牲品。
就在北京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北京城即将陷落的前一天，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向他的后妃和儿女们做了最后的安排和交代，先是安排三位皇子乔装打扮后秘密送出宫，周皇后、袁贵妃等也自尽殉国，崇祯皇帝亲手将自己的女儿和一众后妃或刺死，或砍伤。
而在北京城破之时，崇祯皇帝在贴身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了紫禁城后的煤山之上，捶胸顿足的说道：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说罢，便在煤山山顶的歪脖树上自缢身亡，大明王朝也就此灭亡。
在北京城被攻破后，崇祯皇帝的一众皇子成为了明朝官员们投降李自成的“投名状”，在纷纷被“出卖”的情况下，为李自成所俘获。经过“山海关大战”，李自成惨败，这些崇祯皇子也从军中逃脱，之后便是以各种方式为清朝所俘获，并且加以杀害。
而更让人感觉到讽刺的是，原来那些所谓的“忠臣”和“诤臣”们，先是排着队的投降了李自成，之后更是悉数出现了大清王朝的朝堂之上，力劝崇祯南迁的李明睿、李建泰投降了，极力阻止崇祯南迁的光时亨等人也投降了，不得不说这是崇祯皇帝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然而这也怨不得这些大臣，要怨只能怨崇祯自己刚愎自用和不愿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不仅让他没有离开北京城，还让他没有及时的将一众皇子送出，进而为明朝国祚的最终葬送与南明小朝廷的悲剧结局，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崇祯皇帝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亡国的罪魁祸首不是他，而是东林党为首的文官势力。这就是他不愿意让太子去南京的主要原因，也是他自己不愿意去南京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的这个理解算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来纠正之前所犯的错误了。
他在李自成马上要打进紫禁城的时候，才明白过来，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势力集团不仅误导了他，而且还毁坏了军国大事，还是国家的蛀虫。东林党的根基就在南京以及周边的江浙一带，虽然南京还有镇守太监和勋贵势力集团，但是这两者都已经被东林党收买或者控制，基本盘已经掌握在了东林党手里。
如果崇祯皇帝真的在临死之前下诏，派太子去南京整顿江南，以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然后再北伐恢复原来的版图，那么，这个太子到了南京不听东林党的话，那只有被换掉的下场，而听话的下场就是崇祯皇帝那样的下场。
这一点崇祯皇帝死前是非常明白的，天下虽大，但已经没了他的容身之地了，没有了他的施展空间了，没有了他的纠错机会了……
因此，他宁死也不会再去南京或者派太子去南京当那个傀儡皇帝，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也算是个有骨气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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