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战胜匈奴

接下来我们会从不同的视角，说清楚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军事视角

首先，我们从最直接最简单的军事角度，来观察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一、开战之初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春，汉武帝决定向匈奴展开攻势。

《汉书》记载，武帝召问公卿，谈及和亲政策不仅没有制止匈奴贵族的南下杀掠, 反而刺激了他们继续南下杀掠的野心，武帝对大臣们说，“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策划了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

当时，马邑( 今山西朔县) 人聂翁壹通过王恢提出诱匈奴入马邑, 伏兵歼之的建议。汉武帝予以采纳，于是聂翁壹带着货物出关与匈奴人交易，假意告诉单于说，要把马邑城出卖给匈奴，同时，武帝派“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贪求得到马邑城裹的财物，于是便率领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口，可惜，匈奴行至马邑百里外，俘获了一名雁门尉吏，尉吏泄露了军情，匈奴单于知汉军布下了伏兵后, 立即撤军，武帝的伏击战计划功败垂成。

马邑伏击战后，匈奴便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关系，攻击扼守大道的要塞，经常侵入边境抢劫，不可胜数。

马邑之战五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再次派遣四路大军反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 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 太中大夫公孙敖出代郡, 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 今山西右玉县南) , 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 今内蒙托克托县), 各率一万骑兵。

卫青军未遇匈奴主力, 只有小接触, 顺利到达笼城, 歼敌七百名而还。公孙贺军扑了空, 一无所得而还。李广军全军复没, 李广负伤被俘，后夺马逃回。公孙敖军也损失七千人而败回。

当年冬天，匈奴有数千入侵扰边境，渔阳郡军民财物损失惨重。武帝派将军韩安国率军驻守渔阳。

第二年的秋天，匈奴出动二万骑兵攻入边塞，杀死辽西太守，掳走二千多人。又打败渔阳太守的军队一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将军的军队，幸好燕国派兵解围。匈奴军队刚刚从渔阳撤军，又转向西，进攻雁门郡，杀害了数千百姓。

元朔元年（前129年）秋天，汉武帝派遣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击，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击，反击匈奴，消灭匈奴军数千人。

二、收复河南地与漠南之战

为解除匈奴对关中的威胁, 并且为以后直捣漠北准备出发基地，元朔三年（前127年），武帝再次派遣将军卫青、 李息出兵云中，从高阙符离，斩获匈奴敌兵首级数千，赶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了河南一带，设置朔方、 五原郡，招募十万多民众移徙到朔方郡，并留军驻守。卫青军横扫匈奴残余, 巩固了河南地的侧后安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河南战役的成果,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再次发动了漠南战役。

漠南战役的打击目标是设在阴山以北、大漠以南的匈奴右贤王王庭。武帝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统率三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担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骑将军，代国相李蔡担任轻车将军，都归车骑将军卫青节制，出兵朔方。匈奴右贤王轻敌，以为汉军不可能进攻，于是喝醉了酒，却不知汉军早已出塞，长途奔袭六七百里，连夜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逃走，仅带着他的一个爱妾和几百个精壮骑兵飞跑，冲破汉军包围圈北去。汉军俘获了右贤王的部众男女共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多人。

第二年的春天，武帝又派已经升任大将军的卫青统率六位将军，十多万骑兵，仍从定襄出发，奔袭数百里，攻击匈奴，前后共消灭匈奴一万九千多人，而汉朝也损失了二位将军，三千多骑军士卒。

三、攻取河西走廊

匈奴在失去河南地后, 把主力撤到漠北, 休整待机, 意图引诱汉军到漠北决战。但是汉军没有立即进袭漠北, 而是发动了攻取河西走廊的河西之战。以确保长安西侧陇西等地的安全, 切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同时联络西域各国共同讨伐匈奴。

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的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名骑兵从陇西出发进击匈奴，汉军士卒越过乌盭，讨伐匈奴脩濮部，渡过狐奴河，经历五个匈奴王国，几乎捉到匈奴单于的儿子。辗转战斗六天，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苦战于皋兰山下，诛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杀敌和俘虏八千九百六十人，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当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一齐从北地郡分两路出兵。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则一齐从右北平郡也分两路出兵。公孙敖军因迷失道路, 后来没有投入战斗。霍去病率骑兵穿越贺兰山, 向西北前进, 经大迁迥进抵居延泽后,就切断了浑邪王、休屠王与山北单于的联系, 并立即沿弱水迅速向南穿插, 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间, 出敌不意地在浑邪王、休屠王的后方发起攻击。匈奴大败, 被歼三万余人。单桓王、酋涂王等二千五百人投降。不久, 浑邪王杀休屠王, 率残部四万, 号称十万投降汉朝。武帝以其属地设为武威、 酒泉郡，河西走廊的匈奴自此被肃清。

四、漠北决战

河西之战的胜利, 使武帝彻底解除了后顾之优, 得以全力与匈奴单于进行主力决战。

元狩四年（西元前119 年春）, 武帝决定出敌不意发起漠北之战，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另有数十万步兵和运输部队紧随其后。

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卫青从定襄出发。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趟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都属大将军卫青指挥。

单于把辎重都运送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只将精兵布署在沙漠北面等待汉军。这时恰好卫青的部队出塞一千多里，看到单于率军在等待汉军，卫青即命士兵用武钢战车环绕布成阵营，派出五千骑兵前去冲击匈奴军，匈奴也派一万余骑兵来攻。

这时正是日落时分，刮起大风，沙砾扑面，两军互相看不见，汉军派出左右两侧部队包抄单于。单于看见汉兵众多，而且兵强马壮，打下去对匈奴不利，便趁着黄昏乘着六匹骡拉的车，带着几百名精壮骑兵冲破汉军的包围向西北逃去。这时天已昏黑，汉军和匈奴军相互混战，双方伤亡相当。汉军的左校捉到俘虏，供说单于已经在天未黑时逃离。汉军于是派轻骑兵连夜追击，卫青紧随在后面。匈奴兵四散逃跑。在天亮时，汉军追了二百多里，没有追上单于，捕杀敌人一万多，到达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积蓄的军粮，用来供给部队食用。大军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才返回，行前将剩余的粮食全部烧毁。汉军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

汉武帝对匈奴的连续作战，没有给匈奴喘息和恢复战斗力的机会，使汉军对匈奴作战的俘获一次比一次多，以致于匈奴的人口大量战减少，战斗力大为削弱，此后汉方“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

五、震慑匈奴

到了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年 ) 冬十月， 平定南越、 东瓯叛乱之后，武帝巡视北方边陲，率兵十八万骑，旌旗延绵千余里，从云阳出发， 北经上郡、 西河、 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到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匈奴为之慑服。

军政视角

一、汉武帝的战争观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已大大增强，出现了以战争解除国防威胁的机遇。为了实现“安天下，逸子孙”的目标，汉武帝抓住机遇，策划和指导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实践。

从汉初和亲政策下的匈奴对汉边不断骚扰的态势中，汉武帝清楚的了解到，匈奴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与中原和平共处的民族，它的存在，势必会是汉王朝国防安全的长久威胁。和亲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能根绝外患，因此，自高帝至景帝六十余年间，匈奴之祸仍史不绝书。匈奴始终与汉帝国处于对立状态。

《盐铁论》中记载：“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郡，……不备则侵盗不止”。

为了加强国防安全，汉武帝决定出师征伐匈奴。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记载："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段记载表明，武帝的征伐是为了给后人一个安全和平的生活环境，而非穷兵黩武。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还记载：“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这一段记载表明，汉武帝出征匈奴是为了以战止战，是为了制止“四夷侵陵”，是为了天下太平。

二、政治准备

军事征伐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就要政治地位稳固，皇权集中，才能统一指挥，调动全国力量，为战争服务。

1、登基之初

汉武帝在刚即位时，试用儒学治国，大量起用儒学之士。

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让武帝凡事都自己做主，不要向窦太后奏请，窦太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人打探到了赵绾等人的“奸利事”，迫使赵绾、王臧等人最后自杀，而且还借着这个势头，全面罢黜了汉武帝即位以来用儒生的新政行为，宣示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面对掌权的窦太后，汉武帝并没有与之进行直接较量，而是示之以弱，韬光养晦，以稳固自己的皇位。在窦太后全面废止了汉武帝的政策措施后，汉武帝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失意的少年天子，经常化装微行，每天“声色犬马”，去外面狩猎玩耍。

其实，他并非在于享乐，而是在暗中部署和组织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皇家骑兵扈从卫队——期门。

东方朔劝谏武帝不要贪于逸乐，汉武帝对他大加封赏，却仍然声色犬马，还想要扩建上林苑。

之所以如此，并非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让他的期门郎得到更好的训练，以为他权力的巩固做准备，也为自己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打基础。

就这样，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尚未掌握实权的情况下，逐渐建立起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锐部队，这为他在窦太后去世后迅速掌权和开展军事、政治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来征伐四夷积蓄了力量。

2、加强皇权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摆脱了后宫的制约，得以确实行使皇帝职权。

接下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制约相权。

自汉初以来，丞相就“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和皇帝共同议政。

为了加强皇权，以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防战略，汉武帝建立起了由他自己控制的决策机构。

他不断招揽人才，以智谋足以建策，文章口辩见长者留在身边，先后选拔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人，任命他们为汉武帝的近臣或从官，直接听命于汉武帝，汉武帝用他们组成“中朝”。

中朝官员脱离于丞相控制的正常官制系统，丞相无法节制他们，但是他们却是处在枢机地位的重臣，出纳诏命，掌参机要，奏闻朝政，参决政事，分掌着丞相的权力。

中朝是汉武帝设立的朝中之朝，他撇开了丞相参决政策、运行政治。自从以中御外的体制确立后，凡是重大问题的决策，多由中朝官员表达天子的意志。在决策机制中，中朝官占据着优势，对外朝议政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中朝设立以后，“中书”、“尚书”逐渐上升到皇权政体的机要地位，而丞相的地位却逐渐下降，致使丞相府破败不堪，以致最后“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中朝的设立，使汉武帝凌驾于体制之上，强化了武帝的个人意志在政策、法令、制度上的功能，为汉武帝真正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创造了条件。

在对于地方的控制方面，汉武帝也开创性地设置了刺史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

元封五年（西元前 106 年），汉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每州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州部内之郡国。

刺史虽然官秩仅为六百石，但是却能督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他们直接对汉武帝负责，因此可以忠于职守，无所顾忌地履行职责，充当朝廷的耳目。这种由直接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的制度，大大加强了武帝对各地的控制，其利远大于弊，因而为后世广为采用，并延续至今。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汉武帝在加强对地方郡县控制的同时，也没来没有放松过对封国诸侯的掌控。

在汉武帝时期，虽然诸侯王的势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仍然对社会的稳定和中央皇权的稳固存在着巨大隐患。因此，汉武帝十分重视对诸侯王问题的处理。

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武帝始行《推恩令》，仅元朔二年至四年，推恩封侯的就有 104 人之多。在实行“推恩”后，虽然侯国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王国的面积、人口和经济军事实力却在不断缩小和减弱。

《推恩令》规定，被推恩的裂地侯国“别属汉郡”，经过“推恩”，受封析地出来的侯国均被纳入到了中央直属的汉郡的统辖之下。随着诸侯王国的逐渐缩小，中央直属的地区却在慢慢增大。在汉初，中央直接统治的区域只有十五个郡，但是到汉武帝行推恩之后，却逐渐增加到了八十多个郡。

为了保证抑制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汉武帝还制定了“左官之律” ，设立了“附益阿党之法”，以限制诸侯王的势力发展，除此之外，汉武帝还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和制裁各诸侯。

如在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武帝就以诸侯王国进贡的酎金不符合规定为由，一次削夺了 106 人的爵位，“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另外，汉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中央，也切断了诸侯王的大量财源。

汉武帝各种政治策略的实施，有力地巩固和加强了集权，使他的对外征伐能够以整个国家为后盾，是汉武帝国防战争取得胜利在政治上的有力保证。

二、富国之策

《管子·七法》有言：“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力”。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的。

经过汉初历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已相当繁荣，而汉武帝连续的大规模对外用兵，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为了满足军费需求，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积极采取措施，增加财税收入。

（1）统一币制，增加铸钱。

西汉初期，币制很不稳定，景帝后虽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但却一直没能被完全禁止，武帝初期，也曾多次改革币制，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币制混乱的局面，使国家财政日益困难，富商大贾也是利用货币或私铸货币大发其财，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币制混乱的局面，缓解财政危机，元鼎四年（西元前 113 年），汉武帝再次改革币制，这次他吸取教训，把铸币权收归了中央，规定由中央设置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禁止郡国铸钱，惩罚私人偷铸，并责令郡国将以前的铸币统统销毁，所得的铜运输给中央。三官铸造的五铢钱式样规整，制作精良，所以不易盗铸。

在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将铜矿产区收归中央统一管理，以从根本上制止私自铸币的行为。币制的统一，稳定了国家的经济收入，缓和了财政危机。

在币制统一后，由于战时的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汉武帝又在原来铸币的基础上，新增了白金和皮币，以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应付战时的紧急开支。

（2）国家专卖

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汉武帝采纳了臣下的建议，开始垄断盐铁的售卖权，实行盐铁专营，严禁私自铸铁和煮盐。

根据建议，汉武帝在产盐区设置大盐官，募人煮盐，并将产出的盐收购归官府后运往各地销售；在产铁区设置铁官开采和冶炼矿石，铸造铁器，并运住各地出售，同时在没有铁矿的地方，设立小铁官管理旧铁器的收买和改铸以及新铸铁器的售卖。

为了让盐铁官营取得更好的效益，汉武帝还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聘请家境富裕又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商人充任盐官或铁官，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机构。

天汉三年（西元前98 年），汉武帝“ 初榷酒酤”，又实行了对酒的专卖，令“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进一步扩大了政府财源。以盐铁为主的垄断专卖措施，在保障战时军费供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如《盐铁论·轻重篇》所说：“当今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虏之赏，以亿万计，皆瞻大司农。此扁鹊之功，而盐铁之福也”。

（3）算缗、告缗令

为了维持军事征伐的顺利进行，国家财用匮乏的，武帝自己也是“损膳省用”，而富商大贾却“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因此，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在推行盐铁专营制度的同时，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以剥夺富商大贾的利益。

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对于兼营工商业的，“率缗钱四千一算”。在对于财产征收算缗的同时，武帝还规定，但凡不是官吏或三老、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的人，每辆车也要纳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更是每辆纳税二算，五丈以上的船只也要各纳税一算。

在算缗令后，又颁布了告缗令，规定有能检举揭发的隐匿财产或者不如实上报的，赏赐没收所得财产的一半给告发人，“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算缗和告缗令的颁布施行，征收了大量富商大贾的财产，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住宅千万间”，缓和了财政危机，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征伐。

（4）均输、平准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援战事，元鼎二年（西元前 115 年），武帝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办均输。

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总管全国财政大权，于是他提出均输平准的全套方案： 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均输平准政策的提出后，很快在全国推行开来。均输、平准政策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的不良现象，而且有利于调剂物资，节制市场，打击富商大贾的非法活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由此，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5）卖爵、卖官与赎罪。

为了解决连年用兵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局面，卖爵、卖官与赎罪制度也被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被汉武帝采用。元朔六年（西元前 123 年），开始允许人们买爵，“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①、、，而单此卖武功爵的钱，就“凡直三十余万金”，大大地补充了经用告竭的国家财政。

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令吏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由此，“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天汉四年（西元前 97 年）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太始二年（西元前 95 年）秋，“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汉武帝这些卖爵、赎罪等应急的敛财措施，也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费用。

汉武帝推出的这种种增加财政收入经济措施，强化了中央政权对社会经济的调控能力，直接在短期内增强了大汉帝国的经济实力，为武帝对外征战的继续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三、强军之法

1、抑文崇武

西汉初期，武职的权势和地位远远低于文职。为了发掘和培养有能力的军事人才，以开展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十分注重改变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汉武帝在即位后，积极营造尚武氛围，韩嫣就因为熟习兵法而得到重用，《汉书·武帝纪》记载：“上（汉武帝）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武士、军人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武艺，而且鼓励文人学士练习骑射和击剑。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武帝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赐，还经常破格提拔，武职的地位大大提高。元朔五年（西元前 124 年），汉武帝任命侍中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此后，丞相的地位不断下降，而大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日益显著，《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记载，后来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而丞相府却是“客馆丘虚”，《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到公孙贺、刘屈釐为相时，相府甚至“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2、精兵强军

汉武帝执政后，积极扩充中央军，以达到精兵强军的目的，为征战匈奴做更为充分的准备。

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汉武帝将南军的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并借机扩大南军人数，在光禄勋下增设了期门、羽林二军。

《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记载，“期门掌执兵送从，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 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期门、羽林与普通的南军卫士不同，他们大多是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中选募出来的壮勇善骑之士，他们的身份地位比其他卫士要高。期门和羽林是从武帝随身扈从发展起来的近卫军，是武帝的贴身禁军，他们虽然是宫廷的禁卫，但是经常奉命与北军一道参加征战。

武帝时，期门郎约一千五百人，羽林郎近二千人，羽林孤儿则“其员无数”。

除了在光禄勋下增设期门、羽林二军外，汉武帝还对北军进行了扩张。

汉初，北军由中尉统辖，汉武帝时，在北军中先后增设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城门校尉等，分割了中尉的权力，北军的军事实权最后被皇帝总揽。在改革北军领导体制的同时，汉武帝还在北军兵额的基础上增设了八校尉，扩充了北军：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都是“以兵为职”的常备军，他们和期门、羽林一样，都由汉武帝直接控制，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

经过汉武帝对南、北军的改革扩建，汉军增加了一支作战勇敢、武技出众的精兵队伍，中央军的武装力量得到空前加强，为汉武帝反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汉武帝意识到，汉匈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为了保证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在原有的征兵制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途径扩大兵源，补充兵力。

（1）募兵

对匈奴的作战，需要大规模的运用骑兵，而骑兵要想熟练地掌握骑射技术，就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行，为了适应时局，汉武帝开始实行募兵。募兵由于出于自愿，又有一定的报酬，还经过了挑选，身体都比较强壮，而且又是职业兵，有较长时间的训练，因此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2）谪发

将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或者罪犯征发来服兵役，也是汉武帝扩充兵员的常用途径。武帝时踵秦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恶少年”、“七科谪”从军。所谓“七科谪”，张晏注《史记·大宛列传》：“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除此以外，汉武帝还有时还谪发恶少年，即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而未受刑的人。这些人被征入伍，或屯田，或修筑长城，或戍边，或出征打仗，大大补充了兵员，增加了军队的数量。

（3）少数民族

汉武帝还注意使用少数民族士兵以扩充兵力。

《资治通鉴·汉纪·太宗孝文皇帝下》记载，在汉文帝时，晁错曾提出过使用归降的少数民族兵防御匈奴的“以蛮夷攻蛮夷”的计策：“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汉武帝便将此计策付诸实施了。

如太初元年（西元前 104 年），武帝命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伐大宛；天汉二年（西元前 99 年），命成娩“将楼兰国兵击车师”。

汉武帝不仅征调境内少数民族和属国的兵力参与征伐，而且还将匈奴骑兵、西域诸国军队和南越楼船士等大批内附的少数民族军队改编为汉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汉武帝在北军增设的八校尉中，就有“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汉武帝大规模使用境内以及归降的少数民族军队参与作战，改善了汉武时期兵员结构，弥补了中原汉军不擅骑射和水战的不足，为击败匈奴和统一周边各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骑军

匈奴地处北方边境，其地地广人稀，适合使用骑兵作战。汉武帝适应情势需要，在汉廷开展了大规模的骑兵兵团建设。

在汉武帝增设的北军“八校尉”中，就有四个校尉即屯骑、越骑、长水、胡骑都是专门为组训骑兵而设立的。除了增设的四个骑兵校尉外，前述汉武帝设立的羽林骑不仅是武帝的贴身禁卫，也是武帝骑兵将领的培养对象。

汉武时期，除了中央的骑兵数量大量增加外，边郡也有为数不少的骑兵，《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下》记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

在保证骑兵数量增加的同时，汉武帝还规定骑兵要“习射御骑驰战阵”，以提高骑军的战斗力。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战马充足是发展骑兵最基本的条件。

汉兴之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为此，汉初历代统治者都鼓励养马，到汉武帝时，军马数量大大增加，厩马已扩充到 40 万匹。但是，在连续对匈奴进攻的战争中，尽管汉军接连获胜，战马的损耗仍然很大，有时仅一次战役就 “汉马死者十余万”。为了补充大量耗损的军马以继续支持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作战，汉武帝实行了应付战时需要的马政。

一方面向民间征马以补不足，一方面采取市场经济手段鼓励养马，如元狩五年（西元118年）令“平牡马匹二十万”，以提高雄马价格的方式鼓励民间饲养雄马；在元鼎四年（西元前 113 年），汉武帝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后来又规定封君以下到三百石吏都要按等级献出相应数量的母马，由亭集中负责繁殖饲养，以便国家从中征调子马；太初二年（西元前 103 年），汉武帝更是“籍吏民马补车骑马”，下令对民马进行登记造册，然后由国家征用，以补官马不足。除此之外，汉武帝时还修订法令，出马抵免劳役。

在补充军马数量的同时，汉武帝还十分重视以优良马种改善军马的质量。

《资治通鉴·汉纪·太宗孝文皇帝下》记载，晃错曾将中原马和骑兵与匈奴相比较，指出汉马弱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为了改良军马的品种，汉武帝不仅吸收西域地区以厩养为主和以苜蓿为饲料养马的经验，还千方百计从西域各国引进良种马，甚至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还发动了对大宛战争。

《新唐书·兵志》记载，经过汉武帝的努力，“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汉马的品种得到了改良。

（5）军需后勤

“粮谷，军之要最。”汉武帝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补给和军需保障。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汉武帝除大力发展农业外，还在边疆大兴屯田，以便就近筹粮。

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武帝正式开始了军事屯田。

后来，军事屯田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屯田卒广泛开垦了西北耕地，不仅解决了大部分的边防军粮需求，还有力地支持了西北前线的战事，起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 的积极作用。

为了保证军需供应，汉武帝维修和新建了不少道路，逐步完成了以京师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

汉武帝对后勤保障的重视以及他为后勤保障所作的努力，是汉军取得对外征战胜利的坚强军需后盾。

（6）选拔将才

汉初以来，迫于汉匈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对匈奴的“和亲”，虽然在面对匈奴的侵扰也曾进行过回击，但也都是消极防御，把匈奴赶出边塞即还。

在这种长期以防御为主的对匈作战中，长期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逐步形成了以各自家族为重的利益集团，甚至交通外夷，勾结匈奴，挟匈奴以自重。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改而采取了攻势。而面对汉武帝的攻势作战，老一批的著名军事将领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中少有建树，军事行动也屡次受到掣肘，长经塞外的李广甚至多次在沙漠中因迷路而贻误军期。

汉武帝为了贯彻自己的攻势作战，打破传统拘束，不拘一格提拔卫青、霍去病等军事人才。

卫青、霍去病虽然出身卑贱，但是汉武帝看中他们精忠报国、胆气过人、善于骑射、英武骁勇，不断提拔他们，使他们都在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卫青首次出征就奇袭龙城，揭开汉匈战争反败为胜的序幕，后七战七捷，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击破单于，为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重大贡献。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歼灭战。17岁为剽姚校尉，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封“冠军侯”。19岁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10万人，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匈奴圣地祁连山。这是华夏政权第一次占领河西走廊，从此丝绸之路得以开辟。漠北之战消灭匈奴左部主力7万余人，封狼居胥。徙乌桓至匈奴左部故地，以牵制匈奴。战后拜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同掌军政。

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武将，武帝也达成了他北却匈奴，保国卫家的目的。

（7）修缮边防

汉武帝还大力修筑长城，并新建了许多边城、亭燧、烽火台和军用道路等，构筑起了一套完整的边防系统。

秦始皇时期，曾“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

高祖时期，曾令人对秦长城进行重新修缮。武帝时期，在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汉武帝继续对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

元朔二年（西元前127 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于是汉武帝命卫青“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不断深入，汉武帝突破秦长城的范围，自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至天汉元年（西元前 100 年），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的修筑边塞行动，修建起了长达二千公里左右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主要由“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构成。

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为了配合汉军的行动，汉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并调发“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这是武帝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建新长城，也是西塞兴建的开始。此次修建的边塞，始于令居，止于酒泉，这段边塞的修筑，有力地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初步实现了汉武帝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也使汉武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元封三年（西元前 108 年），在举兵攻破楼兰、车师之后，汉武帝又派人“列亭障至玉门矣”，在此后，武帝西筑亭障的行动仍未停止。 太初三年（西元前 102 年），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居延塞的修筑，不仅为酒泉等郡增添了屏障，也为汉军的对外进攻提供了一个前方基地，为汉军深入蒙古大漠提供了便利。

在修筑居延塞的同时，武帝又下令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汉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汉武帝时期防御工事的修建，大大加强了西汉王朝的边防力量，为汉朝抵御匈奴对北方边疆的侵扰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汉武帝对开通西域和限制匈奴提供了有力支持。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等各方面的全面准备，才有了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的胜利。

以上我们把汉匈战争介绍的来龙去脉介绍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会从历史的视角，揭示汉匈战争的实质。

历史的视角：一场公与私的战争

汉匈战争的实质，是汉武帝和他的战友们立志匡正天下，官僚体系中的腐朽势力勾结外敌，一起向汉武帝和桑弘羊们发起了战争。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个国家的问题，和一个人的身体的疾病是同样的道理，有外感有内伤。

国君失道，脏腑不和，百姓怨怒，这是由内而外的内伤；

如果受到来自外敌的侵略，使国家遭受到创伤，甚至导致亡国，这是外感之病。

在最初的最初，人类都是不生病的；最初的国家，也都是不生病的。

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朝代更替现象。

后来，天下出现了邪气，奉天命承天运的天子就要出来消灭它。

如果天子做不到，他君权的权威的来源就消失了，他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也消失了。天命和天运，就会转移到其他人的头上，换其他人做天子，这叫革命。

于是就有了夏启征有扈氏，商汤征夏桀。在《尚书·汤誓》中，商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还说：“予畏上帝，不敢不征。“这就是恭行天罚。

恭行天罚的前提是，天子要有能够战胜并惩罚违道背德者的能力和武力。如果丧失了这种能力，即便天子想恭行天罚也力不从心。东周时期的周天子，就遇到了。

当时周王室内部出现了问题，而且由于封建制度，要不停的分封新的王族成员后代，那么属于中央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到周平王迁都时，已经从最开始的千里，变成了不足六百里，而诸侯国利用拓荒来增加土地供给，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劳动力流入。土地资本供给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增加，诸侯国就越来越强大。

再加上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周桓王时期，王师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周王室式微，和楚国打，打不赢，郑国和晋国作乱犯上，周王室也都打输了，失去了征伐的能力，就更加没有财税，穷的连车都没有了。

失去了中央的武力钳制，也丧失了礼乐这种伦理约束，诸侯国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一方面诸侯对天子的僭越；一方面，诸侯之间则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兼并战争；而夷狄也开始大规模袭扰中国。

春秋无义战。

说的是这时期的战争，既不是为了恭行天罚，也不是为了尊王攘夷，而是一切为了私利。

秦始皇出世，横扫六合，终于给天下这个生命，重新安上了一颗强大的天下之心。

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病了几百年的天下，总算是大病初愈。

秦始皇认为，要一劳永逸的杜绝夷狄的侵袭，这就需要修长城，把它们全部挡在中国的外面。

而为了重建君臣上下关系，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

结果，过于自信的始皇帝暴亡，赵高毁秦，不愿放弃权柄的六国残余联合起来覆灭了秦朝。

如何复正天下，交给了刘邦。刘邦调整了郡县制，分封了诸王，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延缓了下去，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后来的吕后和文景二帝，屡次想恢复郡县制，可是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景帝杀晁错，七国之乱，正是为公的中央和为私的地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

这时候，汉武帝登场了。

汉武帝找到了董仲舒。

正天下，先得正天文历法，再正舆服。

汉武帝重新启用夏正，制定了太初历，改了正朔。接着，汉武帝中和了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制定了汉代的舆服制度。

再接下来，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削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通过打击郭解这种黑恶势力豪强恶霸，割掉了寄生在天下之躯之上的毒瘤。

整个官僚集团，既有桑弘羊这样身怀正气的正臣集团，也有对立面的那些邪臣官僚集团。

汉武帝和他的战友们匡正天下的举措，让邪臣官僚体系恨之入骨。

他们过惯了僭越，习惯了压榨百姓，享受这做害人虫寄生虫的福，所以他们想像赵高和六国余孽们覆灭秦朝一样，消灭意志坚定的汉武帝。

诸侯国没有了，豪强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为了和汉武帝对抗，他们选择和匈奴联合起来，于是，汉匈大战爆发了。

小小说明一下，其实没有把匈奴彻底打败，是彻底打残了！（匈奴就此分裂）后世大唐灭国高句丽那才是彻底打败了棒子们的祖宗！！说正题：第一 汉王朝经历了文景两代的修养生息，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自汉王朝开国对匈奴就是一部屈辱史，文景两代的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确实不易；第二 即使受尽了屈辱，匈奴的野蛮杀戮还是不断的变本加厉，直接威胁了汉王朝的生死存亡，同时也造成了同仇敌忾的民意基础；第三是武帝的雄才伟略，后世评价武帝不惜民力，好大喜功，昏庸暴虐全都是扯蛋迂腐的屁话！面对残暴的敌人，要么投降挨宰，要么把敌人打败，卫国战争不就是案例吗？如果武帝当年怂蛋了，肝颤了，那北宋南宋灭国的历史谁敢保证不会提前上演？历史永远都是现实的镜子，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来源于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