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只有活在唐代，才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换成任何一个别的时代，他都不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因为，只有强盛的、开放的唐王朝，才是成就李白成长为伟大诗人的文化土壤！
所谓知人论世，要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条件之外，还必须去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所处时代中对他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李白，天纵奇才，这当然是他成为伟大诗人最主要因素。如果揆之宋代，估计只有苏轼可以与之比肩。我们不妨就以李白与苏轼两人作为标本，对比唐宋两朝社会文化环境的异同。
一．唐宋的政治环境
唐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人因言获罪的情况少。李白在政治上并不能说是仕途顺畅，这有他不适合从政的个性原因，但大体上说在政治上还是颇受礼遇的。李白天生一种天地间独来独往的气质，一生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狂傲不羁，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长安三年，出入宫禁，天天接触的是唐玄宗、杨贵妃，优游于一众王公贵胄之间。只要李白稍微懂得官场规则，稍微委屈一下自己，八面玲珑一点，估计安享一世富贵都是没问题的。但李白经常的作派是“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他期待的是出将入相，自信自己能够“为君谈笑静胡沙”，似乎如果国家一旦有难，只要他一出山，谈笑之间，一切就可以灰飞烟灭。但是熟谙为政之道的唐玄宗以及朝中大臣，自然不会认可李白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长安三年的消极怠工，换来的也只是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给他一笔钱，满足他“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愿望。安史之乱，李白追随李嶙起兵，卷入了皇室争权的泥淖中。李嶙以平定叛乱之名，实际是奔着皇位去的，这下李白也有了造反之名，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杀头的罪名。但经人营救，最后也只是流放夜郎，走到半路，又遇赦而不了了之。
杜甫《饮中八仙歌》：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而宋代，政治环境虽然不算严酷，但绝没有唐王朝的胸襟气度。苏轼所处的时代，新旧两党是党争不断。苏轼遇上乌台诗案，就没有李白那样的幸运了。因为呈给皇帝的表章中一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得罪了新党，于是各种打压，各种诬陷：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衔怨怀怒”， “包藏祸心”，种种罪名，几乎要置苏轼于死地。于是将苏轼押往御史台（乌台）审理，让苏轼坐了103天的牢房，还因此牵连了一大批人。最后还是新党领袖王安石看不下去了，“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才以贬到黄州当个可有可无的副团练（民兵副队长）结案。之后的苏大学士，尽管依旧是才气纵横，却是仕途蹭蹬，起起伏伏，直到晚年还被贬至儋州（今天的海南儋县）。古之海南，是蛮荒之地，是古人眼中的天涯海角，在宋代放逐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
二．唐宋的思想文化环境
唐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开放、活跃的社会。政治上以儒为本，但并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容并包，像玄奘的西天取经，像唐玄宗尊道，奉《老子》为《道德经》，儒、释、道并行不悖。唐王朝胸襟博大，像西域的音乐、舞蹈、器物，西域的生活方式，也源源不断涌入东土。长安城，已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还可以在李白的诗中读到：“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长安的李白可以跟洋妞喝酒呢。
这样的文化环境，自然也造成了唐代诗人非常开阔的文化视野和自由的心性。
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而宋代，虽说也是儒、释、道并存，但这是前代的文化孑遗，再没有那种勾通东西的文化交流了。虽说我们知道东坡居士也好佛，交游佛印和尚，但佛印和尚是中国和尚。这时期外来的佛教文化，早已完成了本土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两宋对外发生关系，主要是北方的一些政权：辽、西夏、金、元，这些政权之间，兵戎相见远远多于文化交流。苏轼对佛道的态度，也只是借助佛道思想来安慰自己落魄的灵魂。虽然苏轼堪称豪放词之祖，就像他最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主旨也只是在抒发华发早生时“人间如梦”的悲慨。从宋代诗词中，我们很难再读到 “天生我才必有用”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句子。像苏轼，拥有的是灵魂的达观，而不是李白式浸入骨髓的自信。这不仅仅是李白或苏轼个体的差别，而是整个时代的差别！唐代帝王那种开疆拓土的气魄，唐代文化氛围中的那种博大胸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在两宋几乎看不到了。
三．唐宋文人的生活态度
唐王朝是继隋初统一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结束了自汉末三国直至魏晋南北朝间近四百年的国家四分五裂、战争频仍、生民涂炭的局面。从唐初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生产高度发展，国家力量空前强大，国家版图也不断扩大。在空前繁荣的社会，唐代文人墨客也拥有了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漫游四方，四处寻找为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各位看官注意了，不是寻找做官的机会，他们大多数人是在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他们可以“倚剑登高台”，也可以“明月出天山”！即便是文弱书生，他们也愿意到条件极其严酷的边关去。魏晋名士，一把拂尘是他们清谈时的标配，而佩剑，是很多唐代文人的标配！他们可以“仗剑行千里”，他们可以大喝一声：“谁有不平事？”
这种雄豪之气，在两宋，也只有南宋之初面对国难当头时的辛弃疾、陆游这些人身上看到。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读到“醉里挑灯看剑”，可以读到“铁马秋风大散关”。但如果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辛弃疾、陆游这些南宋爱国诗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悲愤，是外侮当前被迫应战所激起的斗志，而不是唐代那种主动出击的积极姿态。而像生活在北宋的苏轼，他恪守的是士大夫所信奉的信条：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当他在其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也能为当地百姓做一些事，像现代人还津津乐道的西湖苏堤，而一旦他失去权力，无法在政坛上施展拳脚时，他就只能吃着东坡肉把玩东坡砚了。须知他把玩的是东坡砚，而不是剑！唐诗中高频率出现的一个意象——剑，在苏轼的诗词中几乎是看不见。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行。
我们很难想像，“十五好剑术”的李白如果生活在宋代，他是不是还能仗剑远行，四处访名山？还能出天山、游漠北？
在两宋，也有许多山水诗、田园诗，但那大多是那些文人士大夫公事之余到效外远足留下的篇章，像苏轼的名作《赤壁怀古》，只是他在黄州当官闲暇时的一次走几步路就能到的游历，游的还不是三国时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而是一个叫“赤鼻矶”的地方。宋代缺少像唐代诗人那种四处游历的诗作，自然也就缺乏唐代诗人因漫游而形成的开阔视野和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四．唐宋的文化土壤
唐代是诗的时代，唐代的中国是诗的国度。整个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喜欢诗，追捧诗，也喜欢诗人，追捧诗人。像李白的名动公卿，终于引起皇帝的注意，一纸诏书把他征召到了长安，单凭诗人的身份，受邀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这是史无前例的礼遇。而初到长安的李白，去拜访过当时的文坛领袖贺知章。贺知章读罢李白的《蜀道难》即惊为天人，呼李白为“谪仙人”，当时还因为身上钱不够而摘下腰间佩饰金龟换酒招待李白。像白居易，虽然前期倡导新乐府诗，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过很多反映社会不公和官场腐败的诗歌，不仅自己写，还鼓动一批人来写，从而形成诗歌的一大流派，但皇帝也没把他怎么样。反而，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还作诗悼念他，颂扬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贺知章金龟换酒
而在宋代，苏轼也碰到他的伯乐——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提携之后的苏轼也是一时声名远播。但从后来的遭遇看，他就没有李白、白居易这样的待遇了。一句“难以追陪新进”，就可以得罪一众新党权贵，就可以招来牢狱之灾。试想，如果他也像李白那样放纵自我，也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会是什么结局？又如果他也像白居易那样大张旗鼓地写反映民间疾苦、鞭挞黑暗的刺时诗，会是什么结局？
综上所述，李白如果生活在宋代，凭他一身的才气，自然还会写诗，也会写出足以在文学史留名的诗，但绝对不会达到这种后人难以企及的、登峰造极的高度！
李白，乃天纵奇才，钟灵毓秀，文彩飞扬。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可谓是一朵色彩瑰丽的奇葩。无论他生活在哪个时代，他都会为哪个时代涂一抹绚丽的色彩，此乃才情使然，诗心使然，而非时代所能禁锢其声。
文学乃人学，而诗歌，更进一步，即把个人浓厚的思想感情融入了其中。所以说，没有感情的诗歌，什么也不是。那么，李白无论生活于那个时代，都能写出超凡绝伦一流诗歌。
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史，奠定诗人作品成就的是内容，而非形式，。四言有四言的神韵，七言有七言的魅力，而非以字数的多寡分定优劣。诗有诗的表达方式，词有词的书写规范，而非以形式评定高下好歹。所以说李白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都能写出与时俱进，情文并茂，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去刻意表现一种形式。
那么，如果李白生于宋朝，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出类拔萃，词作也一样地佳作不断，甚至影响宋词的创作也未尝可知。
李白共创作了二十余首词作，也可谓是古代词作开山者之一，曾被尊为“宋词之祖”，其词作有《清平乐》《忆秦娥》，《菩萨蛮》等。
《菩萨蛮.平林漠漠如烟织》
唐，李白
平林漠漠如烟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共短亭。
所以说，李白如果生活于宋朝，一样地会是诗歌史上一朵绚烂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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