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生最佩服的人，是槐哥。
槐哥与我同族同辈，是我的一大群堂兄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高高的个子，肩宽但背不厚，整个身板像一块门板。国字脸上悬鼻凸颧，轮廓分明。较阔的嘴巴内牙白而个大，排列齐整，说起话来是好听的男中音。
槐哥命较苦，从小就亡了爹，妈也长年病恹恹的。其祖父倒挺鲜健，人高马大腰挺直，却总见他老人家一副笑罗汉像。儿时的我特喜欢他，怪不爱说话的“闷木络子”一块，见了他便情不自禁地喊声“大老爹耶！”大老爹从不拿架子，碰到了总要问我一句：“伢子今儿学了点化子呀？”令我如果没学点东西进去还真怕见他老人家呢。
槐哥是真正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读什么书就早早地挑起了参加生产劳动的重担。还在我刚上初中时，他已是生产队长了。我们家台子西北角下立着一棵老杨柳，柳树上就吊着铃铛。无论天晴下雨，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杨柳下，抽过一支“大公鸡”或是“圆球”或是“城乡”后，便挨家挨户去派工。一两百号劳力，一转工派下来，正好是农户吃罢早饭的时候。这时，槐哥把杨柳干上的铃绳解开，拉直，用右手勾住，一扯一松，再一扯一松，“噹啷啷——噹啷啷——”，悠扬的上工铃声便响了起来。那之后，槐哥便随男社员一起去干他作为一级劳动力的一份活了，也不知他吃过早饭没有，假若吃过，那一定是天亮前就吃了。
我读完初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被派出洲去筛石头、喂猪、轧棉花，再回生产大队时，已是民办教师，而槐哥则因被塌方压断腰而改任生产大队会计了，因此我一直没能与槐哥一块儿干过活。听我父亲讲，在北漕以堤土填漕堰“平整土地”时，旁人把土装满一担土筐，见堤被挖后形成的悬崖怪危险的，便往后退开。槐哥见崩坎还需一会儿，怕“上土”和挑土的劳力都退到后边等太窝工了，就大步上前，以扁担两头的勾绳勾稳土筐，然后转过身，背对悬崖弯腰去挑。谁知，不早不迟，悬崖恰在此时“轰——”地一声像排山样地崩了下来！众人本能地直往后退，随即大叫：“啊，槐哥！”胆大些的壮劳力迅即冲向土烟滚滚的塌方，以手快刨，把埋得身首不见的槐哥给弄了出来，急喊“队长，队长！”工地上的“赤脚医生”火速赶来把槐哥给“救”了过来，可他的腰骨断得不可逆转啦。此后，心软的人一提起槐哥就掉泪。
槐哥的事故本可避免，问题就出在“他的思想太好了”。这是社员们的一致看法。并非“憨头”的槐哥，当上会计后仍未吸取“教训”。公社里的有些领导，常来我们大队“要”点花生、西瓜、芝麻、棉油之类，只要槐哥在场，休想拿走。大队每年都有照顾指标，以往队部开会评定时，都是几个干部让与自己亲近的社员平分了事。槐哥上任后，在评定前，布置各小队会计调查清楚，再把最贫困的家庭报到会上，“逼”着干部们“公平”。槐哥的做法无可挑剔，干部们都怕他，再有什么“好事”便避开槐哥。事后槐哥“明了水”去找，领导称“泼出去的水哪还收得回？下不为例啦，啊？”然而之后仍是一“例”又一“例”，槐哥再去找，就有点“死磨鬼缠”的了，怀哥“面薄”，只得作罢。
无论哪个生产大队，会计从来都是大队管委会成员。因“做黑耳朵”、“梗头子”，槐哥被排挤出了管委会，而这在全公社是独有的。很多正直而勇敢的社员站出来“打抱不平”，大队和公社领导一概不予理睬，时日一长，便没人再提了。
槐哥的“纯会计”（指没有管委会成员的‘官帽帽’），干到“大队”改名为“村”时止，是槐哥自己“强行退出”的。原属大队的财产都分给原“社员”，槐哥凭“抓阄”分到了大队代销店。人们都说是“槐哥积了德，该得的”，槐哥不以为然，直惊诧“运气咋恁好”。
槐哥把代销店更名为“平价店”，在他那儿买东西，无论老少亲疏，一律“只巴一点儿运费”。如此一来，周围各村的村民纷纷舍近求远跑到他这儿来购物，害得人家村的店主生意快做不下去了。再后来，“说法”就冒了出来：“槐哥的东西是水货”，“槐哥还想当干部，以便宜货笼络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流言蜚语，槐哥“只当是耳边风，刮过去就啥也没啦”，坚持初衷不改，“便民务民，利人利己”。
多年以后的一个夜里，已在卫生院工作的我刚入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起来。是面容脱了形的槐哥。原来，他正读初二的小女儿因被老师冤枉“跳了河”，尸首都还未捞起水！40瓦的灯泡光照下，槐哥面如土色，牙巴骨紧咬着。我悲愤不已，像一头雄狮在八平米的寝室里“咚咚咚”横冲直撞。槐哥使劲按住我的双肩，红着双眼叫我“坐下来商量个事”。他叫我“搜集情况，写状子告那个缺德的”。我当然写了，也帮槐哥告了，可因“证据不足”而没能打赢官司。失去小女儿的槐哥一下子老了上十岁，可他还是硬挺着病腰开店，一直开到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上完高中上中专，上完中专走上工作岗位。
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真是句谶语。就在槐哥准备“退休”时，他即将提拔为税务局副局长的长子突发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如迅雷当头一劈，如利刃拦腰一刀，槐哥再也挺不住啦，噩耗传来的当场即訇然倒地不省人事。个把多月后，村人们才见槐哥打开尘封的店门，又做起了生意，可他的腰更弯、声音更低了。
进入20世纪前夕，刚过花甲之年的槐哥胸腹剧痛难忍，儿女们把他拖到市医院一查，一个个脸都黑了：肝癌晚期！众人强忍着心似被撕裂的疼痛，硬装出笑脸瞒着槐哥：“是肝炎呢。”一直由槐哥帮扶着的大儿媳母子俩悲痛欲绝，满眶的眼泪直往下掉，槐哥什么都明白了。他尽力撑起身子，假装出一副真肝炎的轻松模样，反过来安慰大家：“没事呀，肝炎就是不治，也还有好几年活呐。”
尚未熬到过年，槐哥到底还是走了。我赶至槐哥的灵前，边行三叩九拜大礼，边瞻仰他遗像清癯而又忧伤的面容，心底里满是苦涩。
槐哥的身躯走了，但他刚正不阿、贫贱不移、淳朴善良、勤奋耕读的为人处世风范，却与一股艾蒿样的清淡苦涩，浑然一体地存留在了我的胸中。
回答。我认为，在清王朝覆灭，民国建立初，北大有位教授依然留着过去头上的辩子走进课堂，受到大学生们哄堂大笑，只见这位教授先生平静地对学生讲，我头上的辩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辩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时代骄子，大学生们一片默然。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据说，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一辜鸿铭先生。使我佩服到痴迷的人，可惜岁月流逝，红尘滚滚，掩埋了许多，许多，无法去了解更多，更多！OK，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喜勿喷。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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