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社会会越来越扁平化；“公知”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的，这个不必紧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还是好的；专业知识的深度掌握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也没有必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卖包子、卖猪肉谋生之外也需要需要学习了解、新知识、需要远方的梦想，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增进与老婆和谐生活的情趣，也需要与子女有更多的交流、引导教育的深度知识，这些都是公知可以提供服务的事情。只是“公知”现在有些争议，主要还是“滥竽充数”的问题，这不仅需要真正有能力的真公知站出来大胆说话、善于说话，就是要善斗争，斗嘴在社会意义上讲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今网络时代，如果都学季羡林、钱钟书那样，猫在象牙塔里，学问再大，结果都可能成了“二道贩子”利用的对象。敢言，在中国文化圈子里一直都有“胡说八道”的嫌疑，这是一个弊端。屠夫也有情怀的，要看到现在时代的进步，思想和情怀、素养不仅仅属于白岩松和小催，也可以属于快递小哥、的哥。“公知”被打了引号，一定程度也是卖猪肉、种菜的、开出租的，长途卡车司机等等，他们对于知识的需求，大师兄忽略了，没有积极地站出来提供“公共知识服务”，便给了滥竽充数的有了机会，就如好医生、好医院不能够满足市场需要，于是卖家要的、假专家们就大行其道了。“公知”显然已经是和社会问题了，但还不算太严重。既然是社会问题就需要社会一起努力！随着高端文化和知识的大众化，眼前的问题都是暂时的。还有一个就是，也要解决好读书人的吃饭问题，尽管我们说尊重知识很久了，但读书人体面地吃饭问题方面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这里讲“吃饭”，有两方面意思，知识是一种劳动成果、知识的正确传播也是劳动过程，总是被“免费”这不是搞事情，那么多人挂羊头卖狗肉，无非就是正经买卖“难做”，就如老老实实卖猪肉的日子不是那么艰难，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卖注水肉。第二方面是社会集体认知体系问题；太深，更难解决，因为朴素的大多数人是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从道义上讲问题不大，但从真理探索高度就往往相反了；大环境上讲，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最重要的先从“文化自信”上做好；争论不休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流水不腐；显然西方式的话语体系很糟糕，这和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关：一神论，只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维方式太大问题；目前的认知看，人类短期能不太可能穷尽自然知识的认知，认识还是在不断发展中的，怎么可能只有“唯一正确呢”？现实社会只要在发展、只要还有活力；就不应该存在“唯一正确”的形而上，正确、共识，一定是相对的，局限在一定环境条件内的；而变化的、不同的、争议的，则是必然的、常态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公知”里比较让人讨厌的，就是那些总喜欢先树立一个洋爸爸，有点像那个“我爸是李刚”的二货一样，先拜一下亚里士多德、或是先亮出牛津或是哈佛的博士帽子，然后再讲一大堆公式，通过这些证明中国问题多少能列在这个公式里，所以就是有问题的，然而他们基本没能力把中国问题是什么讲清楚，只讲中国有问题！这就很讨嫌，我要觉得没问题还学习什么知识？还需要听你瞎扯淡？这种思维语境很糟糕。有中国味、中国心，用中国话才能讲好中国的事情，这点很重要。
首先我们要知道公知原来本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经常就大众公共议题发声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泛指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就是公知。
公知被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必须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献计并能够正确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在道义和道德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品行担当的理想主义者。
但在如今的网络社会，一些人公知也是经常有目的性地污化“中国”，诽谤正常的国家路线、崇洋媚外之流、水平不高混子、居高临下假贵泛泛遍布。在人文经济、社会法学、道历讲史、哲学史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公众人物、传媒介闻、专栏作家、时评大家等等舆论风口浪尖大显神通，因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人民群众极其迫切地想将知识转化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所以对公知的要求目标定得不是太高，似乎他们主要可以化为自己想做想说的代表就可以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应该抱着“我不下地狱就没有人下地狱，谁能够下地狱？只有我可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把自己当做人间最不可或缺的高级动物，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为了钱，什么都可以成为公知的话题。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
正直和责任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在媒体的过分聚焦下和投资方的赞助情况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低级错误、非常容易被放大、招摇，让普通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有时甚至让民众感觉到不可饶恕，并且甚至给相信他们的崇拜者造成精神上和钱财上的损失，而变成了歪理邪说的公知，极大地伤害了民众的感情。
许多人说他们假以公正袒露博学，以自己的观点评判天下作为而为己任，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关注和担当，自认为了担纲启蒙愚民之责任，实则是墙头草摇摆不定、哈巴狗肩膀不铁、软柿子骨头不硬，避实击虚、欺软怕硬、胡言乱语，导致老百姓大失所望，就其内心与现实自相矛盾的症状而言，也只不过都是摸清中国百姓路数的赚钱的假面公知。
所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有崇拜者、就有相信者、就有人民币，虽然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但是，道德的缺失、忏悔的勇气早已被铜臭味腐蚀，甚至出现公知公司、公知团队、公知产品、公知销售。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面是公开的、覆盖的、洗脑的，所以，为了抢上镜头，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大红大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真正的使命感和社会道德责任。所以，一些公知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他们的一些做法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却不耽误他们大赚特赚。
他们对现行社会一些秩序的批判，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导致了满足了一些权力渴望者和道德保守者的青睐和关注。所以，中国的公众知识分子才会蜂拥而出、全盘突出、滥竽充数、假公济私，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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