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一生，干了三件“流传千古”的事，一件是小时候的私事——砸了自家的缸，一件是公事——编写《资治通鉴》和一件是国家大事——反对变法，前两件名垂青史，而后一件臭名远扬，反对变法这件大事几乎葬送了大宋的江山，堪称民族罪人。
司马光砸缸使得他少年成名，编写《资治通鉴》使得名垂青史，而反对变法却让他声名抄，几乎成了民族罪人。
司马光从小聪慧好学，七岁便可口述《尚书》，很快其神童之名远播。司马光十九岁时参加会试，结果学识渊博的他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
后来因为父母病故，他回家服丧满三年，期间，他将悲哀化作发奋读书写文的动力，更加发愤地读书。庆历四年，26岁的司马光“重出江湖”，成了丰城县县令，结果他很快治得县城治安良好，百姓安康，对此，宋仁宗知道后很是满意，把他调到京城担任大理评事和国子直讲职位。
司马光到京城后，很快就和王安石、包拯等人成了莫逆之交，经常一起吟诗喝酒，畅谈人生。
后来，当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针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满是激情的宋神宗决定进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于是重用了一直提倡变革的王安石进行变法。
宋仁宗年间司马光出仕在仁宗一朝颇有作为，然而到了宋神宗年间，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风气陡然一变，宋神宗颇有雄心壮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想要重振大宋中兴气象。
尽管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但相对于王安石的开放思想，司马光却是传统思想，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因此，当王安石颁布实行“青苗法”时，他由先前的口头反对，变成了上疏直接反对变法，结果在得罪王安石的同时，也等于了得罪了宋神宗，于是他很快被排挤出朝廷外。
此后，司马光过起了长达15年的“布衣”生活。而在这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没有灰心也没有气馁，他开始做另外一件大事——编纂《资治通鉴》。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日夜坚持，《资治通鉴》出炉了，后来这本书流传千古的名书。
一朝皇帝一朝臣，15年后，当宋哲宗即位后，高太皇太后成了朝中的“摄政王”，她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于是打压王安石的同时，把司马光召回朝重用。很快，司马光荣升为宰相，他称新法为毒药，要求全部废除。
因为有高太后的支持，在一年的时间，司马光将新法全部废除的同时，他还重用了蔡京等一大批奸臣，不遗余力打击变法派，甚至不惜恶意构陷，大兴文字狱，那些曾经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官员不管过错与否，几乎全被贬黜到福建、岭南等偏远之地，结果导致整个朝堂乌烟瘴气。
司马光为人孝顺、忠贞刚正、温良谦恭，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但是他的思想过于保守，打压变法手段极为残忍，使北宋原本欣欣向荣的面貌戛然而止。他甚至根本不顾当年和王安石的交情，刻意打击报复，开启了北宋无休止的新旧党争，削弱了北宋国力，给北宋朝廷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另外，在对外策略上，司马光主张妥协求和，主动把神宗时期军士们用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安疆、葭芦、浮屠、米脂四寨的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毫不知羞耻地邀功。
三十年后，北宋爆发了方腊起义，逐渐走向没落。
在废除新法仅仅几个月后，司马光便去世了。司马光去世时，朝廷“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哲宗亲临其丧，更赐碑曰“忠清粹德”。
总之，司马光个人品德虽然可以称之为完美，对史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却是祸国殃民，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司马光,他不但砸了自家的缸, 还砸了大宋的江山的缸，可以称之为民族罪人。
既然来了，就胡说一二吧。
司马光做的事总有争议。
首先饱受争议的是砸缸救人一事。司马光都仙逝近千年了，前几天还有人在悟空问答提问，问司马光砸了人家缸该不该赔。回答主要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不该赔，即便要赔也应该是被救者赔。另一派认为按照现在某些法官的逻辑，那是必须赔的，因为砸缸没有征得主人同意，而且给主人造成了损失。
其次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新旧党之争，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敢说你死我活，但定为水火不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新旧党争直接影响了河蟹，到致宋朝国力衰弱，谁对谁错后世一直争论不休。
最后是司马光写的巜资治通鉴》，后世的好事之徒非要给二十四史排名，一些人主张巜资治通鉴》在二十四史中应该进前十，一些人认为能进前二十就不错了。
怎么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从来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当然不会妄下结论。
上面讲的争议问题，有笑资有正题，愿各位笑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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